叶笃正，著名气象学家，中国大气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916年2月21日生于天津，1940年清华大学毕业，1943年获浙江大学硕士，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全国委员会主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主任，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气象学会、美国气象学会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

叶笃正先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50余年，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被世界气象组织评价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1987年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5年获得第二届何梁何利最高奖——科学与成就奖和陈家庚地球科学奖；2003年5月，获第四十八届世界气象组织（WMO）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

2003年5月27日，从瑞士日内瓦传来消息：世界气象组织（WMO）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决定将2003年（第四十八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中国气象学家叶笃正。是时，叶先生87岁……

叶先生的学生、著名动力气象学家李崇银院士认为，叶先生获奖“是因为他一向在这个领域做出的突出成绩”。他说“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官员’，虽然他长时间担任各种领导职位。在他心里，没有本位主义，不考虑乌纱帽。他是大气物理所的人，但他考虑问题不是仅从大气物理所出发，而是从国家、从世界科学的发展着想。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胸襟。科学研究及科学活动应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如果考虑到别的，例如个人或本部门，就容易搀假。”“他已经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命脉，科学的思维对于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近90高龄的人，还坚持上班、指导学生；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过去主要是带动大气物理所，现在他带动的是气象科学乃至全球变化的全局。”

台湾气象学会前理事长刘兆汉等获悉叶先生获此奖后，在贺信中说：先生独步全球，领世界大气科学牛耳超过半世纪，贡献之大少人所及。近二十年来除学术上仍不断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并为后辈奠基外，在海峡两岸交流上的身体力行，更为炎黄子孙所崇载。

1984年夏天，叶先生的美国朋友、气象学家马隆找到他，希望合作研究全球气候变化。“那时候还谈不上研究全球变暖，只说全球变化。已经有证据显示，那么多的温室气体进入了大气层，它一定会引起变化”。“不过马隆的观点在美国很孤立，没多少人理会。就找到我，同时提出找一位比我们小一辈的年轻人，因为全球变化不是三年五年就能有定论的。”叶先生说，“我就找了符淙斌，后又有陈泮勤”。

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了很多概念，如温室气体、全球变暖。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活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并不清楚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的变化。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研究，这原本不是他的本行，但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叶先生等首先提出了应该把气候的变化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把它放到地球多个圈层里（包括大气、海洋、冰雪、陆面、生物等）来考虑。在他的倡导下，1985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成立，叶笃正任主席。在国际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是1980年公布的，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国科联（ICSU）等一批科学家在具体操作和推动。

“气候系统”概念的提出，使气候及其研究走出了主要以大气为主海洋为辅的圈子，进入了多圈层相互作用的范畴，继之全球变化概念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除自然因素外，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导致气候的变化。叶笃正等人使中国的气候研究走进了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甚至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人类无节制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牵制了人类的活动，这样的交叉互动，会把人类带入一个困境。因此，人类必须设法使自己的行动适应新环境（包括气候），适应过程会引起新变化，再去适应，这样叶笃正等人提出人与环境如何相互协调地循环：……变化——适应——变化——适应……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全球变化”所揭示的问题。

叶先生早期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学大师C.G.罗斯贝。在罗斯贝的长波理论之后，叶先生提出了大气长波的能量频散理论，对动力气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他和世界著名气象学家Flohn分别独立地提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热源的见解，他由此开拓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研究；1958年，与我国气象学家陶诗言院士等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的季节转换的突变性，比国际上早20多年。此外，在青藏高原气象学和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等许多领域，做出了在国际上有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七五”以来，围绕我国在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叶先生积极推动并组织“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观测实验研究”，并和黄荣辉院士主持了“我国长江黄河两流域旱涝规律成因与预测研究”等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我国旱、涝形成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该成果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1年）。同时，叶先生还推动和组织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八五”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我国未来（20－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研究”和他担任科学顾问，符淙斌、安芷生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我国生存环境演变和北方干旱化趋势预测研究等，为我国应对全球变化的巨大挑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叶先生和符淙斌等我国科学家的出色工作和多年努力争取，国际全球变化分析、研究和培训系统计划于1995年10月将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正式设立在中国。2001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上，由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执行主席托马斯·罗斯韦尔先生代表国际科联向大会所做的关于“科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报告中，就引用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图表。托马斯·罗斯韦尔先生对叶先生和由符淙斌主持的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的工作，及中国科学家对全球变化研究的贡献，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

2003年，在叶先生给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建议下，大气物理所成立了一个全球变化开放实验室，有一些固定的人员，充足的经费，把全球变化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研究，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成就

记者：作为大气科学的一代宗师，在学术方面您感到值得骄傲的成就有哪些？

叶笃正：两个方面。一个是气象方面的大气环流，这个方面我确实做了些工作，最大的成就就是青藏高原气象学。本来大家都把青藏高原当作一个动力的作用。我发现除去动力作用以外，夏天它是一个热源，冬天是一个冷源，热源冷源影响到很远。比如，西边到阿富汗、伊朗，干燥的气候跟它有关系。它的影响一直可以到达美洲的西岸，中国大的沙漠跟它有关系。第二个方面，一般人想到，每年冬天到夏天，或者夏天到冬天，都是慢慢变的，不过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现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突然变化对气候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中国气候的影响更大。

记者：直到今天，您都随身带个小本儿，这是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吗？

叶笃正：是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永远处于思考的状态之中。有时，我会半夜想到问题，偶然闪现的灵感火花，往往是一些重大研究项目的线索，我就赶快把它记下来。

——选择

记者：（早在1947年，叶先生就以大气运动的“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而蜚声国际气象界，迄今这个理论仍是大气动力学的三个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回国。）您认为当年回国是您的最佳选择吗？

叶笃正：回国后，科学研究的条件远远比不上留在美国。当时惟一的想法就是，我是中国人，学成了就应该回来工作。人固然需要生活条件好，但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这个。把你所学的贡献到你应该贡献的地方，这是人生的一个目标。我只在一瞬间后悔过，那就是“文革”把我打成特务的时候。从牛棚出来，我又进了特务学习班。那时我就想，我回来做什么了，回来当特务吗？我现在一点儿不后悔：我是中国人，我给中国人做事，这是第一个我应该回来的理由。如果我留在美国，美国不会给我这么大一个舞台。所以回国是我今生最好的选择。

——良师益友

记者：这些年，让您常常挂记的是什么？

叶笃正：良师益友。我的启蒙教育在私塾，后来上南开中学，校长是张伯苓。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学家也难出其右。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学生老在家待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信念，一个是科学理想。

——心境

记者：有什么让您激动的吗？

叶笃正：最激动的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开始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听到这个消息我是真的激动啊！激动得睡不着觉。咱们中国人终于站直了，为这，就受再多的苦，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