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8日，耄耋之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豹”战机总设计师陈一坚，荣获第十四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终身奉献奖。

在这样一个高光时刻，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这位航空总师，再次翻开“飞豹”尘封的记忆。1988年12月，“飞豹”一飞冲天、首飞成功。自此，我国有了国产歼击轰炸机，也是拥有完全自主研制、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

十年制成，十年试飞，陈一坚将自己的人生与“飞豹”融为一体。“飞豹”研制历程用“过五关、斩六将”形容毫不为过——没有国外原准机参照，没有成熟的科研基础，项目多次面临“下马”困境。陈一坚带领团队成员白手起家，顽强拼搏，艰苦攻关，自主创新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书写了新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奇迹。

“他带着大家白手起家，搅拌水泥、砌筑砖墙的全是飞机设计师”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各军事强国纷纷推出新型歼击轰炸机，中国“飞豹”战机项目也在这一时期上马。1981年，由于国家财政紧缩、军费削减，“飞豹”战机由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项目，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为保住“飞豹”战机项目，总设计师陈一坚全力以赴：“我理解国家的难处，但部队期盼到这个地步，我们干不出来太丢脸了！”

“他在‘量力而行’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四个字，大家的信心一下子就上来了。”“飞豹”副总设计师高忠社回忆说，陈一坚鼓励身边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照样可以设计飞机。

在国家停拨研制经费后，其他配套单位也停止研制，“飞豹”设计团队绝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参与过飞机设计全过程的，仅有陈一坚等几个人。当时，不少人质疑：“这能设计先进战机吗？”

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陈一坚毫不动摇，带领“飞豹”设计团队继续开展攻关。他们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处理成千上万组数据，用铅笔和尺子在图板上一点点画出了数万张图纸。

1982年，“飞豹”战机项目的命运出现转机——“飞豹”战机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陋的“航空试验室”之一——临时搭建的芦席棚、露天的运动场。夜晚，设计人员借着路灯完成当时国内最庞大、最复杂的飞机地面模拟试验。不远处，是设计院职工自己动手建成的强度试验室。时任航空工业集团某所所长任长松回忆说：“试验室建成后没有院墙，他带着大家白手起家，搅拌水泥、砌筑砖墙的全是飞机设计师。”

为了破解地面试验中出现的技术问题，陈一坚牵头成立机头、气动布局、动力路线等6个攻关组。最初全机设计超重，他提出“为减轻一克重量而奋斗”的口号，梳理150多个减重办法，超额减重10多公斤；挂架与武器不匹配，他带领强度设计师通过计算确定载荷范围，研究改进挂架，首创翼尖侧向挂弹、投放副油箱设计；年轻技术人员提出伺服颤振问题，他坚持“宁信其有，再麻烦也要改”，扩展模拟台、反复试验、修改设计，成功排除重大技术隐患……

“凡涉及关键问题，他都要亲自赶赴现场。”环控救生专家莫文炜回忆说，火箭弹发射试验有一定危险性，可陈一坚总是等到红色信号弹发射后才撤离现场。

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只为“飞豹”一飞冲天。1988年12月14日，寒风凛冽的西北某机场，“飞豹”战机迎来首次试飞。战机旁，陈一坚轻轻拉了一下首席试飞员黄炳新的衣角。看着这位满头花白的总设计师那充满血丝和企盼的双眼，黄炳新胸中热血激荡。这架战机是总设计师陈一坚率领科研团队攻关十余年的心血之作。

随着一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天空，黄炳新驾机滑出停机坪后冲向主跑道，“飞豹”战机似离弦之箭腾空而起。

10多分钟的试验飞行，陈一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技术问题在他脑海里快速浮现，用他后来的话说是“度秒如年”。

放伞，滑跑，白色减速伞似一朵盛开的雪莲从“战鹰”尾部绽出。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飞豹”首飞成功！

“如果不去尝试，就永远是穿新鞋、走老路”

在国外航空界，有这样一条“铁律”：如果一架飞机运用新技术突破40%，研制成功概率不足50%。而“飞豹”战机运用新技术的比例正是4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飞机设计阶段，他对同事们动情地说：“不能让‘飞豹’一服役就落后，这个风险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起来。”

当时，他们只听说过歼击轰炸机的概念，没有样机，没有参考型号，甚至没有可用的设计规范。我国航空工业用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规范，与“飞豹”设计要求有很大差距。

一次偶然机会，陈一坚发现了国外更先进飞机的设计规范。他暗下决心，“飞豹”战机的设计规范要与国际接轨。

改变沿用几十年的老规范，谈何容易。面对“后果自负”的质疑，陈一坚说：“如果不去尝试，就会永远穿新鞋、走老路，花了那么多的钱，制造不出来先进飞机，技术上没有进步，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

新规范确立了，困难与考验接踵而来。选择新规范，意味着运算量呈现几何级增长，非用计算机不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计算机仅有3台。陈一坚和设计人员在北京苦等了40多天，终于拿到了计算机。

“勒紧裤腰带”买来的先进计算机，一开始无人会用。陈一坚买来书籍、资料，白天在研发现场指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知识。50多岁的陈一坚靠自学，编写出简单的飞机设计运算程序。

那段时间，他既是“飞豹”总设计师，又是航空工业部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制造及管理系统的主任工程师。与40多位高校教授和科研人员联手，用了5年时间研制出当时集成度最高的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系统，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带领团队兼顾先进性和可行性，尽可能地把最先进的技术用在“飞豹”上，再把运用新技术的风险降到最低。飞机惯导系统研制成功后，飞机设计状态已经冻结。原设计中并没有惯导系统，改装意味着技术风险，还要重新设计总线、接口。

“惯导系统对于长距离飞行十分重要，现在赶上了不装岂不可惜，出了问题我负责。”陈一坚下定决心，组织设计团队重新设计系统。在“飞豹”服役后，先进的惯导系统便于飞机控制，受到部队飞行员的普遍好评。

今天，我国军用飞机设计依旧在采用陈一坚探索出的设计规范，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成为战机设计不可或缺的手段，惯导系统成为现代国产战机的标配……可以说，“飞豹”战机身上，实现了当时中国军机设计的多个创新。

“飞机研制是团队工作，我的背后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国家”

从1988年首飞到1998年正式定型，“飞豹”战机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煎熬期”，仅试飞就1600多次。

“飞机的机身和零件你都摸过没有？”一次试飞前，陈一坚询问后来成为新“飞豹”总设计师的唐长红。得到肯定回答，陈一坚满意地笑了：“我们研制的飞机就像自己的孩子，对它倾注感情才能负起全责。”

陈一坚与飞机结缘，始于年少。那时候，他经常和家人跑到山上躲避空袭。日机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飞行轰炸，他第一次感受到有空无防的切肤之痛。“狼烟四起曾相识，泪如倾，气填膺。”陈一坚将这种情感用一阕《江城子》道尽。

1948年，厦门大学开始招生，陈一坚将3个志愿全填上了新设置的航空专业。“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人欺侮。”3年后，陈一坚又转入清华大学学习。

毕业分配到国营122厂，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维修抗美援朝战场上战损的飞机。平时工作三班倒，只学过英语的他，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学会了查阅俄文图纸和资料，开始上手仿制飞机。

航空报国，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他至今难忘，“飞豹”项目启动不久，随队前往德国“狂风”战机制造总部，外方展示歼击轰炸机时用一道玻璃遮挡在前面。

1998年，“飞豹”正式定型，前后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研制费用如此之低，国外媒体评价“不可理解，无法想象！”陈一坚自豪地说：“我们是用落后世界30年的技术手段，研制出超前30年的飞机。”

1999年，“飞豹”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陈一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面对赞誉，他淡然地说：“飞机研制是团队工作，我的背后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国家。”

退休后，他仍然关心祖国的航空事业，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培养年轻人。

2003年，陈一坚受邀回到阔别40多年的清华园。面对年轻的学子，该讲些什么呢？看到校园里恩师徐舜寿的塑像，他若有所思：当年跟徐舜寿在一排排简陋平房里研制歼教-1的时候，他的年龄与这些学生相仿。徐舜寿让他参与到总体、气动、强度和结构等飞机设计全过程，完成了一个飞机设计师的启蒙。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大半生，陈一坚先后参与强-5、运-7、“飞豹”等10多个型号的设计和研制，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换羽腾飞。

“你们既然投身航空事业，就必须有思想准备，把毕生精力献给这项伟大事业。”时隔多年，陈一坚的话一直激励着年轻航空人不断奋力前行。

如今，在广大中国航空科研人员的接力奋斗下，歼-20、运-20等一系列国产新型战机飞向蓝天。“献身航空的报国精神、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科学严谨的求实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激情和谐的团队精神”，“飞豹”精神在赓续传承中熠熠生辉、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