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坚，福建省福州市人，飞机设计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曾主持参加了多个型号飞机的设计和研制，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享有“飞豹”之父的美誉。

少年立志科技救国

陈一坚，1930年6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充盈着书香和爱国之气的家庭。其父亲陈昭奇早年两次留学日本，学成回国。鉴于当时政府腐败，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国家百年蒙受帝国主义侵略，实行殖民统治，因此产生教育救国思想，参加当时爱国学生救国运动。陈一坚早年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既有封建大家族礼教的束缚，又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渗透。

陈一坚少年时期在福州萃文小学就读，后因福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随父亲教学的学校迁往福建省南平县，又在南平中学和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在抗日战争中南平屡受日本战机轰炸，当时老百姓苦不堪言，何处防空，无奈只得将山上埋着的棺材洞略加扩大就是当时的防空洞，老百姓对科学技术大多处于愚昧阶段，在日本飞机空袭时，生怕被敌机驾驶员听见地面声音，甚至将哭叫中的婴儿窒息至死。如此惨况在陈一坚的少年心里种下了深深的仇恨和愤怒。

“为什么人家有飞机可以轰炸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与之对抗？”高中毕业之后投考大学时，陈一坚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航空系”。既反映出“科技救国”的思想，也有被人凌辱而发愤图强的爱国之情。

1950年，完成厦门大学航空系学习的陈一坚，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学习。1952年，陈一坚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修理抗美援朝前线受伤的飞机和仿制苏联伊尔-28轻型轰炸机。1956年中国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陈一坚被选中，并于1956年底赴沈阳工作，期间陈一坚深受组织的关怀和教育，启发思想觉悟，从单纯爱国、救国的思想提升到为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而奋斗的崇高理想。1959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陈一坚从沈阳调到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在工作中得到中国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的关心和帮助，深知高科技的航空事业不但要有广泛的多学科知识，而且还应有若干学科深入钻研的扎实学识和基础；要设计好飞机，就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陈一坚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个好设计员不但应知道设计对象的要求，而且心中要对若干架成功飞机的特色和成功之处有深入的了解，就如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

风雨兼程“飞豹”情

“在中国的蓝天上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飞翔”。这是建国以后，从事航空设计人员的共同愿望。

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发出指示：以603所的技术力量为主，仿制、设计运7飞机。仿制设计“争气机”，报国有志亦有机。年轻的陈一坚感奋不已，他觉得此时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然而，正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来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逆境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

陈一坚从1965年起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疲劳与断裂”，在“牛棚”里，他还牢记徐舜寿生前嘱托，思考着运7飞机测绘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

恢复工作以后，陈一坚编制了中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和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这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微观断裂力学的专著。陈一坚由此成为中国有影响的研究飞机疲劳问题的专家。

1977年，陈一坚彻底平反。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急需研制一种在平时能对敌人起威慑作用，战时能取得局部战争胜利的“杀手锏”武器。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提上日程，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飞机设计所。

阎良，这座距离古城西安50公里的航空工业城，是“飞豹”诞生和成长的地方。

十年制成，十年试飞。在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研制“飞豹”的这20年，陈一坚认为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陈一坚以他在飞机设计方面独到的见解，首屈一指的技术声望，谦逊和善，倾听不同意见的组织能力被任命为603所副总师，1980年8月又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603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为了“飞豹”，他曾经感情失控，泪下如雨。为了“飞豹”，他们迎难而上，百折不挠。“飞豹”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研制的重点武器装备。该机研制在既无原准机又无外援的条件下进行，采用了数十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很多机载设备也是新研制的，技术难度大，并涉及十个部委、数百个厂所，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

1981年，国家财政紧缩，军费大幅削减，“飞豹”由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项目。经费削减、进度放慢、基建缓建，基本处于“下马”状态，陈一坚急了。男儿泪，不轻弹，他还是流下了眼泪，“我们理解国家当时的难处，但这个飞机是空军海军都迫切需要的！”

陈一坚说，没有歼击轰炸机，海军作战时就没有了空中“保护伞”，就得捏着汗跟人打。“海军部队告诉我，如果人家跑到南沙跟我们较劲儿的话，我们就够不着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飞机在空中保护，如果出现敌方飞机，我们的军舰只能被动挨打。”陈一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部队都期盼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再干不出来，真是太丢脸了！”

没有研制费，但是工资和办公费，纸、笔钱总还是有的，“飞豹”研制团队就这样继续方案调整、打样设计，根治原方案中的重大缺陷，坚持了约一年时间，在其他配套单位已经全部停止研制的情况下，“飞豹”设计图已经一摞摞摆在案上。

“上级说‘量力而行’，我们在后面加了四个字‘有所作为’！”陈一坚说。

他们的坚持，让“飞豹”的命运出现转机。1982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陈一坚也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

一介书生，创新乃日常事

“我只是一介书生。”陈一坚说。

对这个书生来说，创新不是火花四射的激情迸发，而是日常的工作，“就是遇到问题不吭声，自己去学习去解决”。

改革开放后，陈一坚赴德国参观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前身MBB公司，看到好几柜子研制飞机的美式技术规范，翻了几本后，陈一坚被震撼了：这个规范太先进了！当时我国长期按照苏式技术规范、管理模式研制飞机，这与实现“飞豹”的设计要求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就在短时间的参观中，他很快领会了苏式规范和美式规范的差异。

陈一坚团队毅然决定规范转轨。一个创新的标准树立了，之后各种困难考验接踵而来。

选择了美式规范，飞机的设计计算能够更加精确，却非常费时，非得用计算机才行。勒紧裤腰带买来了新的设计工具却不会用，怎么办？陈一坚又发挥了善“啃”书的能力，买来许多这方面的书籍、资料，先扫盲后又自学编程。因此，“飞豹”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种之一。

1988年，“飞豹”迎来了首次呼啸长空的机会。此后，“飞豹”又经历了长达10年的试飞，每一次惊心动魄的试飞都让它成长得更茁壮。

1998年，飞豹正式列装服役，这架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研制的歼击轰炸机，大大增强了我军对地对海的作战能力和远程支援能力，成为当时国产战斗机中唯一可以覆盖南中国海地区的机型，从此，中国空军掀开了更加“有所作为”的一页。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陈一坚仍然为大飞机的发展奔波呼号，依然密切关注着新“飞豹”的研发和升级，为航空人才的培养不遗余力。

第一代“飞豹”研制历经20年，而如今“新飞豹”从立项到装备部队只用了短短数载；原来的飞机设计需要铅笔和尺子画成的几万份图纸，如今只需要借助全三维数字化技术就能研制飞机；原来飞机的机翼机身整合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今只需要几小时……

形变化，魂继承，“飞豹精神”又在新的团队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