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先生于1907年被推荐到上海交大前身任监督，主持校政，力主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努力改造学校，培养高素质的经世人才。他在文章中曾说:“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成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在实践中他认为国学修养和体格锻炼、竞赛活动，对学生人品的造就十分重要。当时交大有许多洋教习，亦有不少留洋回国的执教，用洋书，讲洋语，洋气很盛。这在学习西方工程实业知识中也许是自然的过渡，然国学精神绝不能丢。所以他倡导国学，自编讲义，并亲自上课，鼓励音乐、演讲和国文比赛。勉励学生“求实学，务实业”，躬行实践，并以《中庸》中的智、仁、勇来作为达德的标准。他对“知耻近乎勇”有深刻的解释，用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诫学生要经常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才是勇敢，才能成就大事。他说:什么叫无耻?不知耻，是谓无耻。一个人如已没有羞耻感，那是很可悲的。

他还倡导体育，聘请国术教练、体育专家传授武术，训练球类、田径及兵式体操活动。以使弱者强之，懦者壮之，孤者群之。当时宁沪杭有六所大学，体育竞赛之风很盛，每有六校球赛，唐校长都亲临现场，集合同学，致辞鼓劲。赛后，也必亲来学校礼堂，或庆贺，或鼓励，失败时也会和同学一起声泪俱下，绝不言败，卧薪雪耻。表面上看是激励学生争夺冠军，实际上是在培养学生一往无前，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和集体的荣誉感，一切都在不言之教中。唐先生现身见教的教育方法，在当时的大学校长中是不多见的。

在德育实践中除国学与体育外，他还特别倡导“贵虚明正大而忌邪暗”，特别是其“本心”不要为“声色货利机械变诈所湮没”。他自己就一直以简朴养廉，不近声色货利为人生之大节。在商部任职时，曾有巨商请办铁路、银行，贿送巨金，均被先生严词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