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今天，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仅有3人在世。

他们是91岁的孙家栋，91岁的周光召和99岁的王希季。

而关于中国“航天巨星”王希季的故事，却一直鲜有人知。

他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设计者，也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在中国的18种型号火箭中，有12种是他担任负责人设计研制出来的。

1921年，王希季出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商人家庭，在他10岁那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家中在汉口的商号被冲的荡然无存，一夜之间王家血本无归、债台高筑，父亲为此到处躲债。

而王希季那时候正赶上要上初中，家中的变故让他面临着辍学的危险，但因为王希季学习成绩特别好，小学毕业会考拿了全市第一。当时，许多中学校长纷纷找上门来，希望他到他们的学校就读。

但因为家中的情况不好，王希季的父亲希望儿子可以学一门手艺尽快地补贴家用，就这样，王希季便进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附属初中。

在中学时期，他把学校图书馆的书看了个遍，而且还成为了学校的运动健将。谁知，三年后，王希季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

书读了一年后，他听说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还在昆明正在举行招生考试，在同学的怂恿下，王希季报名参加了考试。

“当时心里想的是，即使考不上，也可感受一下考场的感觉，为今后参加高校入学考试积累经验。”

结果，这一试不要紧，他直接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了。这让王希季一下子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

当时，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最穷大学”，就连校舍都只能修建在之前是坟地的荒地上，因为空间有限，一个宿舍最多的时候住了40个人。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因为教授们在战火中依旧保持事必躬亲的求索态度，而这一点也深深的影响了王希季。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参加机械学考试，导师刘仙洲教授要求设计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当时王希季的计算尺只能估算到两位，他便没太在意，直接估算了两位就交上去了。

结果试卷发下来，就是因为没有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王希季得了0分。

刘仙洲说，作为一个设计人员，首先要明确实际要求，然后千方百计地满足设计要求，你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不合格。

多年后，王希季对这个0分始终“耿耿于怀”。

他说：“刘先生给了我0分，让我终身受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0。”

“可以说没有昨天的零蛋，便没有今天的导弹。”

1942年，王希季从西南联大毕业，进入了一家兵工厂。几年后，有一个公费留学的考试机会，王希季听说后便去试了一试，于是就考上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就读动力与燃料专业。

为了尽快积累实战经验，每天下午3点上完最后一节课，王希季就到电厂去实习，他从锅炉工、加水工、电工、主机工，一直干到领班，每天在工厂干满八个小时，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躺下。

就在王希季想继续攻读博士时，他偶然间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解放上海之后，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

看到后，王希季泪流满面，他说：“我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感受到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当时，如果他继续留在美国等待他的是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优渥的待遇，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每月大致只能得到相当于600斤小米的报酬。

但王希季一分钟也等不及了，他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一起踏上了驶往祖国的“克里弗兰总统号”，这其中，就有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数学家华罗庚。

在途中，华罗庚写到“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回到国内后，王希季突然接到通知：到保密单位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王希季过去后才知道，这个上海机电设计院是要做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

把卫星送上天上去，和在火力发电厂发电给大家用，可以说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

“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因为感觉到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当时，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经济封锁。如果想要研究，王希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书本。

他便千方百计查找、搜集相关资料，一边恶补理论一边搞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要带平均只有21岁的科研团队，为了让大家都跟上进度，王希季常常是头一天晚上啃书本，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

因为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人工方法计算出海量数据，总算研制、组装出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但因为一些部件达不到技术要求，火箭不得不放弃发射。

王希季没有放弃，他以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修改了技术方案，再次投入研制。

当时国家没有钱，无论是设计还是试验，条件都非常简陋。火箭发动机试车会产生高压气、有毒气体、高温火焰，因此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的措施。王希季和他的团队在江湾机场把一个废碉堡改装成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在寒冬腊月，科技人员用水和泥、搬砖头、抬石头，全部当起泥瓦匠，用很短的时间，就建起了一个防爆、防毒、防火的发动机试车台。

解决了发动机试车台，但更多的困难还在等待着王希季来解决。

他们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积而成的；就连发射场也是一个稻田改装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年2月19日，这枚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虽然它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依旧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两个月后，“T—7”在新建成的发射场上发射成功，飞行高度从8千米发展到60千米，随后发射的“T-7A”更进一步将飞行高度提高到115千米。

之后，王希季又开始主持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

两年后，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型号设计工作也落到了他的肩上。

这意味着，在即将收获胜利的时刻，王希季需要离开火箭事业，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再一次接受全新的挑战。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记者采访他时问：这个时候让您来移交，您舍得吗？

王希季说：我从没考虑这些。

返回卫星研制难度非常大，王希季带领研究团队制订了几个设计方案。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争论、讨论。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克服无比艰辛的试验环境。

在攻克卫星回收系统的时候，有一次，从酒泉发射的两颗试验火箭的箭头落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沙漠中，王希季立即带队出发，直奔大漠，在漫无边际的大沙漠中，克服风吹日晒、口干舌燥、体力下降等重重困难，经过将近24小时不间断搜寻，成功找到了箭头，回收了试验载荷和仪器设备。

终于，在1975年11月26日上午，返回式卫星顺利升空。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成功升空的情绪中，但唯有王希季提着行李赶到了卫星测控中心。

因为他要等着卫星返回地面，只有安全返回才能宣告成功。

三天后，当空中出现那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的时候，王希季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那时，他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仅有的3个国家之一，以至10多年后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率团访问欧洲一些国家时，许多国家的航天专家还会钦佩地对他说：中国在航天技术的发展上，有两大十分了不起的成果，一是研制出了氢氧发动机，二是研制出了返回式卫星。

在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上，王希季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那时，已经78岁的王希季突然红了眼框。

他说：“祖国没有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