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中，对其命运有很大影响的人，除其本人和亲属外，就是老师。

由于受抗美援朝的影响，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上完大学三年级，来到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大学三年级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的是女教授陆士嘉先生。她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她讲课生动而有条理，上课时穿一身当时很少见的浅蓝色的套装，风度翩翩。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就是我们年青学生的偶像。在放暑假前，在校园里，我遇到了陆先生。她亲切地告诉我，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并热情地动员我去这个新专业。由于对陆先生的敬佩和对这门课的喜爱，我欣然表示同意。于是，我在大四时就转到了这个新的专业。

在北航设立气动专业，与1956年从美国回国的著名力学家钱学森先生有关，他回国后不久，就建议在北航设立气动专业。实际上陆先生和钱先生是小学同学，而且师出同门。论辈分，陆先生还高出钱先生一辈。陆先生是德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普朗特的学生。钱先生却是普朗特的大弟子冯•卡门的得意弟子。1945年，钱先生随卡门访问德国时，错过了与陆先生见面的机会，到1955年钱先生回国后，他们才重逢。从此，他们继续了这长达一生的友情。据说，后来陆先生病重住院时，钱先生每周都要给陆先生送去一束鲜花。

在这个班上，做实习时，由陆先生带我读书。她要我读德国学者希里希廷的《边界层理论》。在答疑时，陆先生用的是德文书，我用的是俄文书。她一段一段地给我对照讲解。此景此情，使我终生难忘。在做毕业论文时，她给我选择了一个她并不擅长的题目。为此，她又请了两位国内有关的著名专家给我答疑。在毕业分配时，先通知我留校任教，并要我出差。当我完成任务回校后，却又通知我，立即去钱先生领导的航天研制单位报到。后来我得知陆先生兼任这个单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副主任，就是陆先生推荐我来这个单位工作。从此，陆先生把我送上了为国家航天事业效力的人生之路。

毕业后，我虽然有一次曾去探望过陆先生和她的老伴张维先生（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但后因我去三线工作和陆先生身体欠佳，见面很少。1982年，我在福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重新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看到她身体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会议结束后，我一直把她送到机场。临别时，她交待我代她去买几只当时很时髦的电子手表，我愉快地接受并完成了这个任务。可有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永别。她在1986年就去世了。

陆先生出生在浙江萧山。1926年，她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完成高中学业前，她的叔叔以经济拮据为由，表示高中毕业后将不再供她上大学，同时还要她与国民党一位部长的儿子订婚。陆先生坚决拒绝了叔叔包办她婚姻，并立志靠自己上大学读书。1929年，她考入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靠半教学半读书维持生活和学习。1938年，她克服重重困难，进入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成为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教授唯一的中国女博士生。普朗特教授从来不接受女研究生，更不用说是中国的女学生。陆先生抱着“外国人看不起中国，我就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的信念，勇敢地向普朗特教授提出了进行考试的要求，并表示：“如果我考试成绩不好，我决不乞求。”结果她的考试成绩如此之好，使普朗特教授深感意外，于是破例地录取了她。陆先生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而且她的品德真是有口皆碑。1981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委员（后改称为院士）大会，在这次会上将补选学部委员。陆先生被列入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她再三考虑，决意不当学部委员。她认为：“年纪大的同志应该主动设法为中青年同志创造条件，应该让他们在前面发挥作用，我们这些人不当委员也会提意见、出主意，绝不能由于我们而挡住了他们，这样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利。”她力排众议，亲自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恳求从候选人名单中删去她的名字。为此，中国科学院在回信中高度赞誉了她的高尚情操。

最近，我读了陆先生的女儿张克群写的书《飞•流体力学家陆士嘉》。她在书中写道：“在中国确实有过这样一些人，她（他）们几乎未被金钱、名誉、地位糟踏过，因而纯真得几近婴儿。”继而，作者又说：“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吗？肯定有。有多少？大概跟国宝大熊猫差不多吧。”也许，我们应该更乐观些，我们可以期待，像陆先生这样的人，将会愈来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