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63计划”四位倡导者之一；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对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具有巨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如导弹、人造卫星、载人飞船、探月工程。几乎在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及时提出重大建议，他在中国卫星研制历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就是杨嘉墀院士。

今年是杨嘉墀院士诞辰100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他为国奉献、熠熠生辉的一生。

勤奋踏实蔚然成才 发明专利杨氏仪器

1919年7月16日，杨嘉墀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的一个丝业世家。他从小受“实业救国”的家族实践理念影响，不进私塾，就读丝业小学；在上海中学的五年锤炼了他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的坚强品格。

1937年，杨嘉墀进入交通大学，在乌云压城、风雨飘摇的孤岛环境中度过了大学生活。他暗暗立下誓言：中国一定会造出自己的火车、飞机、军舰，要用先进的工业水平来改变中国人被外国人瞧不起、国土被占领蹂躏的状况。

毕业后，杨嘉墀应昆明西南联大电机系的邀请，交通大学推荐杨嘉墀去当助教。1942年，西南联大介绍杨嘉墀前往中央电工器材厂工作。在那里，他开始了单路载波电话机的试制工作。

杨嘉墀从原理分析、性能指标的确定、电路设计与试验，到整机设计、结构布局、生产装配调试等方面深入研究，于1945年做出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样机，该样机在昆明工业展览会上展出。

1947年，杨嘉墀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哈佛，他两学期里上了8门课，同时又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几门课程。他通过考试、获评“A等”，不到一年就取得硕士学位。杨嘉墀把眼光投向新兴的科学技术前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4月，杨嘉墀以《傅里叶变换器及其应用》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被授予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0年5月，杨嘉墀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工作，任副研究员。在此期间，杨嘉墀研制了用来测量酶化学反应动力学过程的仪器。他发挥多学科、理工结合的优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与设计，按期研制出了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这一成功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该仪器被专家定为“杨氏仪器”。

1954年，杨嘉墀被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应聘为高级工程师，并成功研制了生物化学的二色光谱仪、视网膜仿真仪。他为生物电子仪器与仿真计算机的开拓铺平了道路，为创立生物电子学这门学科作出了贡献。

赤子归国勇担使命 助东方红太空奏乐

杨嘉墀远在大洋彼岸，无比思念祖国。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为国外的优厚待遇所动，为归国付出多年努力。

1956年，杨嘉墀夫妇带着4岁的女儿杨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的毅然回国，为留洋年轻学者树立了榜样。杨嘉墀说：“我本来就没打算在美国长期待下去。美国政府能够放人回国，这是一个机会。”他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的建设服务，为自己的民族服务。

回国后，杨嘉墀参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组建，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工作，提出以控制计算机为中心的工业化试点项目。

60年代初，国家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任务：研究核爆炸时火球的温度测量仪，以及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和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必须用这些仪器测量出详细的数据之后，才能确认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杨嘉墀担任技术总负责人，他和项目组成员一起加班加点完成了这项研制工作。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爆炸，测试核爆结果的，正是杨嘉墀带队研制出的测量仪。

杨嘉墀又带领大家完成了“火球光电光谱仪”“地下核试验火球超高温测量仪”的研制工作，并成功应用于我国首枚氢弹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65年，杨嘉墀任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除参与卫星总体方案的讨论外，还对卫星的姿态控制及姿态测量进行了专题论证。经过两个月的工作，总体组提出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设想。杨嘉墀还组织姿态控制小组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可采用自动控制实现卫星姿态控制。

在1965年的“651会议”上，与会者建议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红外地平仪低温适应是一大难题，杨嘉墀组织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化学所、上海技术物理所、长春光机所等协作攻关，令红外地平仪在-100℃~50℃温度环境中工作。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地面上在唱，天空中也在唱。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杨嘉墀在中关村家中从广播里听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时，久久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

返回卫星成功返回 实践系列开拓创新

杨嘉墀是我国自动化与控制技术、中国返回式卫星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11月26日，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卫星入轨后，负责卫星研制的孙家栋、钱骥、杨嘉墀、王希季、陈芳允等仍处于紧张状态。

入轨固然不简单，返回地面难上加难。杨嘉墀和试验队员昼夜密切关注姿态控制系统的工作情况。他根据遥测数据进行计算，判断卫星能按计划运行3天，这为决策提供了依据。中国第二颗返回式卫星终于在当年11月29日11时06分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六盘公社着陆，基本完成了“把卫星收回来”的任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这一成就。钱学森对站在他身边的杨嘉墀说：“控制有功。”

杨嘉墀反复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将当前遥测数据处理工作指导好，因为所得结果要为改进设计提供依据。

自1975年至1992年，在连续成功发射的13颗返回式卫星中，姿态控制系统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从未发生任何故障，性能指标均满足使用要求。遥测数据和恒星相机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表明，姿态控制系统中的方案设计与技术设计都是正确的，各部件性能亦良好，整个系统运行正常。

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研制成功，为我国填补了卫星三轴姿态控制系统的空白，为其他型号的研制增强了信心，为日后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杨嘉墀在担任实践系列总师时，当初主管的实践二号卫星系列已进入正样生产阶段，它包含实践二号卫星、实践二号甲卫星、实践二号乙卫星。他总结了多年来参加返回式卫星工程的实践经验，分析研究了国外卫星发展所走的道路。他提出，应改进科研和生产管理，积极进行技术改造，重视制定长期的预先研究规划。这些措施都是研制高质量、高可靠性、长寿命卫星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他严格地把好卫星正样产品的质量关，组织各单位技术人员对卫星及其分系统进行多次质量复查。

1981年9月20日，“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实践二号乙”一箭三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欧空局之后世界上第4个用一枚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这使我国首次获得了较完整的空间探测数据，还成功进行了太阳电池帆板和整星对日定向、主动式温度控制等卫星新技术的试验，为提高我国人造卫星的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1971年到1999年，中国先后发射了实践一号卫星、实践二号卫星、实践四号卫星和实践五号卫星，形成了中国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

促进载人工程立项 提出探月北斗建议

1986年3月，杨嘉墀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该建议催生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新阶段。

杨嘉墀始终积极参与我国航天载人发展规划、方案论证，对技术攻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曙光一号飞船研制时期，他组织并参与飞船控制系统的预研工作，在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中完成了全姿态仪和飞船用计算机样机。

当时，对载人飞船的总体分工存在分歧，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杨嘉墀多次提出建议，供大家讨论与领导决策。他认为，载人飞船是一种返回式载人空间飞行器，其技术和返回式卫星有相近之处。

因此，杨嘉墀建议，载人飞船工程总体设计和总装工作，应由五院承担。1992年1月20日，航空航天部党组6号文件决定，将载人飞船工程总体设计和总装工作交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并责成该院汇集各种方案的精华，进一步完善飞船总体设计方案。

杨嘉墀一直为我国探月工程献言献策。1991年，我国航天专家提出探月工程建议，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顾问的杨嘉墀、陈芳允安排与指导512所熊延岭开展月球探测工程系统及月球资源开发利用的情报课题研究，为月球探测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1996年12月，杨嘉墀应邀出席“21世纪初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研讨会”。会上，他作《月球探测和开发》的专题报告。他对我国21世纪的月球探测和开发作深入探讨，并运用系统观念、战略创新思维从组织领导、计划管理、经费投入、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考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杨嘉墀多年来积极推动我国卫星应用工作的开展。2004年的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应用论坛上，已是85岁高龄的杨嘉墀，仍赶赴海南省海口市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导航卫星及应用要启动一个完整的广益增强系统”的学术报告。论坛结束后，杨嘉墀先后与屠善澄、童铠、王礼恒、戚发轫、张履谦5位院士交换意见。经集体讨论，他们起草了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在报告中，6位院士就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提出建议。

该建议于2005年2月2日定稿，2月3日发出后，2月4日就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司、局积极落实温总理的批示。国家不但将北斗导航系统建设列为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还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为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自主创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爱国情怀最高奖 培养人才呼唤创新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主席亲手为杨嘉墀戴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面对最高荣誉，杨嘉墀万分感激党和政府的信任，万分感激人民的厚爱。

他在多次谈话提出，“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一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凯歌，是团结协作、群策群力、前赴后继、艰苦创业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不干涸；一个人，只有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因此，杨嘉墀的使命感愈加强烈。他常说，争名当争国家名，计利当计人民利；倘若要为人民建立新的勋业，就必须以这次受勋为新的起点；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每一步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抓住每一天，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将国家的航天事业推向新阶段。

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通知世界各国天文台：“（11637）杨嘉墀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1996年12月24日发现。此星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名字而荣誉命名。杨嘉墀致力于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自动化与控制技术领域做过开创性的杰出贡献。”从此，杨嘉墀的名字即成为该天体的永久星名，永载史册，（11637）杨嘉墀星将永远闪耀在宇宙星空之中。

杨嘉墀在《空间与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措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在劳动中，智力劳动在整个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

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持续力量，杨嘉墀对这方面所作出积极贡献则是承前启后的。他指引与培养了许多顶尖的人才，有孟执中、叶培建、吴宏鑫、王南华、李铁寿等，他们都成了空间技术一线的主力军。

对于同事提出的意见或问题，他总是很虚心探讨、耐心解答，正是这种新、老传承得以使中国空间技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2009年7月15日，杨嘉墀科技奖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正式批准。杨嘉墀科技奖是根据杨嘉墀先生生前遗愿，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与中国宇航学会共同设立的奖项，旨在对自动化领域及宇航控制领域，从事学科理论与方法、技术与系统、工程与应用的研究及实践做出成绩的科技人员，以及对学科发展、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有推动作用的科技工作者给予奖励。

2006年6月11日12时45分，这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功勋科学家溘然长逝。杨嘉墀院士不平凡的一生，处处闪烁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和高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杨嘉墀一生在中国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更是他展现出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创新方法，我们应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