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除了在学术上的贡献之外，还热衷于政治，是学者从政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自己的好友胡适有很大分歧。

在民国时代的科学家中，地质学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所谓独特，是这个群体中弃学从政的人比较多，而丁文江、翁文灏和朱家骅，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三个人中，丁文江英年早逝，翁文灏官至首辅，朱家骅服务最久。也许是志同道合的原因吧，在丁文江去世20周年即1956年的时候，朱家骅在台湾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标题是《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

朱家骅说，因为他与丁文江的四弟是中学同学，所以很早就听说过丁文江的大名。后来他去德国留学，丁还委托他收集过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图书杂志。1924年他留学归来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丁文江和翁文灏以同行兼同事的名义为他洗尘，两人才第一次见面。在交往中，朱家骅对丁文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丁是一位能干有为的学者；第二，他的议论和风采，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他爱护后进，只要发现可造之才，无不竭尽心力予以帮助；第四，地质学能够在中国建立学术标准，不能不归功于丁先生的努力。这说明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丁文江除了在学术上的贡献之外，还热衷于政治，是学者从政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自己的好友胡适有很大分歧。当年胡适留学归来时，曾经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究其原因，恐怕与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有关。丁文江却认为:“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表示，只要几个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人，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和“拔山滔海的勇气”，就能够打开风气并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他批评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丁文江于1926年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在大约一年间，他为大上海的司法改革、税务管理和规划建设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惜的是，就在丁文江大显身手的时候，北伐军已经逼近上海，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反而落了个北洋军阀帮凶的罪名。

前不久，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介绍过沈怡对大上海的贡献。沈怡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萧规曹随，沿袭了丁文江的思路和方案而已。

据我所知，朱家骅的《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一文，原本被收入《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这本书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一，共分14部分，其中包括文化学术、“中央研究院”、教育言论、新生活运动、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交通部与浙江省政、党务教育、抗战言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边疆言论、专论、致中外友人、书序、追念师友等内容。

据百度百科介绍，朱家骅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另外，由于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过剩的精力，又担任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领域的重要职务，所以他是一个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对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

尽管如此，朱家骅所追念师友只有蒋百里、蔡元培、滕若渠、朱子元、张静江、戴季陶、傅斯年、丁文江等八个人，可见他交友是比较慎重的。在我看来，朱家骅写丁文江，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都是地质学家；第二，他们都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三，他们都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华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在君是丁文江的表字，朱家骅这句话，准确地说出了丁文江的过人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朱家骅写了一件小事: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他应中山大学聘请，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担任地质学教授。在路过天津的时候，正好遇上由上海返回天津探亲的丁文江先生，随后他们又在上海见了面。在谈及朱家骅此行的目的时，丁表示非常赞同，这大大出乎朱家骅的意料。他说:当时是北伐战争期间，孙传芳正在与国民革命军打仗，丁先生在孙手下做事，却不反对我去广州。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政局的看法和对朋友的一番真诚，实在令人感佩。

朱家骅还说:“淞沪总办这一段事迹，是他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但其动机是完全出于热诚爱国，想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他也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这段话中除“耻辱”二字因为党派色彩而有些过分之外，其他内容还是非常中肯的。

在这篇文章中，朱家骅还回顾了丁文江对“中央研究院”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院长期间成立了评议会。朱家骅说:“有了评议会，才有后来的院士会议，有了院士会议，研究院的体制才正式完成，这是我们同人所深深感谢的。”正因为如此，朱认为丁文江是“中国学术界开辟新纪元的一个科学家……他治学的精神和做人的准则，必将永垂世间”。

读了朱家骅的这番话，再看看如今学术界的状况，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