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25日，举世闻名的青藏、康藏公路通车了。我们的父辈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克服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困难，修建了青藏、康藏公路。在1984年青藏、康藏公路通车30周年之际，我经父亲华起的牵线，陆续走访了部分修建青藏、康藏公路的先辈，制作了他们亲笔签名的纪念封，并请他们题词，留下珍贵的墨宝。今年是青藏、康藏公路通车60周年，他们却都已故去。为了缅怀他们，特将当年走访的情况首次告知大家，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他们为榜样，报效祖国。
　　慕生忠，“青藏公路之父”。1950年任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任甘肃省交通厅副厅长；1979年4月任第4届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中共甘肃省顾委常委。1984年1月28日，一大早在慕伯伯的大儿子(在西安铁路局当火车司机)家(西安铁路新村的一间平房中)我走访了这位传奇人物。
　　他首先讲了怎么萌生修路的想法：“在解放初期，解放军进藏后，为了不给当地增加负担，党中央决定由内地向西藏运粮，解决部队吃粮问题，同时救济藏族人民群众。为此，西北局成立了西藏运输总队，我担任政委，任启明任付政委。”
　　“说是运输总队，其实是个骆驼运输队，由于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这批进藏骆驼大队损失惨重，2.8万头骆驼几乎全军覆没。靠原始的运输方式，去完成现代长途运输任务，决非长久之计。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修筑一条现代公路。”
　　“1953年11月，我派搭档任启明带人，赶着着胶轮马车，翻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向藏北重镇黑河(那曲)探路获得成功，这说明在世界屋脊上是可以修筑公路的。1954年1月底，我到北京开会，适逢老首长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我趁机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向他作了汇报，得到了彭老总的热烈响应。他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上肯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必要性，要我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总理。两天以后，彭老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总理已把你的报告批准了，下面的戏就该你唱了。”
　　接着他老人家又讲了修路的艰难历程。“1954年5月11日起，我和老任带领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开始了艰难的筑路进程。我们把他们分为6队，每人配备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进发了。我当时要求，具体实施必须以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为保证。把全线分为几个大段，大段又划成小段，各队按指定地段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十八磅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到了7月底，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仅用了79天，就修通了300公里公路。在可可西里山上，我发出了电报：彭总并转中央，我们的汽车已经开上了可可西里，我们正在乘胜前进。接着，我又赶往北京，申请经费。彭老总听了汇报，表彰了我们。接着又说：这次不用给总理打报告了，都从军费里给你解决。10月间，我们开上了唐古拉山。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战了40天，这段路终于被打通了。我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公尺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12月中，我们终于抵达青藏公路终点拉萨。格尔木至拉萨1200公里，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全线打通，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公路史上也是罕见的。”
　　之后，他老人家又满怀深情地讲起彭老总：“1955年我去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彭老总。他有些不相信地说：你真把路修通了?我笑着说：我是坐车到拉萨的，又是跟车队从拉萨回到兰州的。他高兴地说：好，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劲，一股子拼命精神。吃午饭时，他向我连斟三杯，风趣地说：今天给筑路英雄敬三杯庆功酒。”
　　最后他欣然题道：“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的人作出来的――慕生忠 八四年一月廿八日”。

　　邓郁清，1951年曾随进藏大军一同进藏，带领着工程技术人员沿路考察。1954年受西北交通部派遣任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唯一工程师。后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处长。70年代任西安市政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我是1984年1月28日下午专访了邓伯伯。他随即翻出一大堆收藏的修建青藏公路的有关照片、信件、文章等物，看着这些记载着历史的珍贵资料，他拿起一件件讲来。
　　拿着一张青藏公路第一桥――天涯桥的照片，他回忆道：“1954年6月，我受西北交通部派遣来到青藏路工地，负责修筑的工程技术工作。我首先同工兵班及几名石工负责修建这个天涯桥。当时已经人困马乏，先行在前面修建的工兵们已经弹尽粮绝。老慕给我下令，必须在3天内架起一座桥，让运粮的十辆卡车通过。此桥位于艾吉勒沟口，距格尔木70公里,为格尔木河最窄的一段。河道宽约8米、深30余米，两岸为陡峭的峡谷。建桥材料只有从兰州运来的9根仅9米长的东北松及一些圆木，加上少量钢筋和铅丝。我采取以圆木竖桩立基、松木为梁、铅丝牵拉的办法，三天就把桥架了起来，老慕取名为天涯桥”。
　　接着又看着一张慕生忠将军在动员会上讲话的照片，他感慨地说：“老慕虽然不懂修路，但善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同时以身作则。有一次，沱沱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老慕第一个跳到河中搬石砌路。河水冰冷刺骨，在水里站一会儿，两腿就麻木了。工人们一再催促他：政委，你快上去吧!我们来干!不管别人怎么说，老慕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整整在雪水中干了10个小时。路修好了，汽车又继续前进了。他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心痛地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
　　讲着讲着邓伯伯又讲起慕伯伯在修筑青藏公路过程中，不断给无名的地方取名的趣事：“青藏公路上风火山、不冻泉、可可西里、开心岭以及长江源头沱沱河等的得名，都是他取得。由于老慕的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译电员将地名译走了样。比如可可西里，老慕取的是‘霍霍西里’，译电员译成了‘可可西里’；沱沱河因为沙多，人下到河里，沙子立刻就把脚面埋住了，像个鞋套，老慕便将此河取名为‘套套河’，而译电员却译成了‘沱沱河’。在青藏线上有个叫邓站的地方，那就是他为了表扬我而命名的。”
　　最后他老人家即兴题词：“发扬当年不怕困难，艰苦筑路的光荣传统，为人民修好更多的公路! 邓郁清 1981.1.28”。

　　1984年3月28日，父亲高兴的告诉我：“修建青藏公路、康藏公路的李昌源伯伯要来二局出差(家父时任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总工程师)，明天下午请他们来家吃饭，到时你回家来采访他。”
　　下午6点多，家父陪着李伯伯(李昌源――1942年任西宁青藏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1952年任康藏公路第二施工局总工程师，1955至1981年任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到家。很简单地吃过饭后，就开始了采访。
　　一听说了解修建青藏公路、康藏公路的事，李伯伯就很低调地说：“我没有干多少事，先讲讲修建康藏公路的情况吧。”
　　“解放前西藏地区没有公路，边疆与祖国内地交通闭塞，道路艰险。这不仅使西藏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严重迟滞了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也给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带来巨大的困难。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在决策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并规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西南局、西南军区把修筑康藏公路作为西南地区一项重大建设任务，决定由西南交通部负责勘测设计、施工技术指导、材料工具供应，十八军后方部队全力参加施工，1952年底将公路修到了昌都。康藏公路自昌都到拉萨尚有1150公里。为保证1954年底全线通车，西南军区决定东线(从昌都向西)、西线(从拉萨向东)同时动工，以加快筑路速度。我所在的西南交通部第二工程局(后改称康藏公路第二施工局)所属技工支队7000人、民工3000人和部队共同战斗负责东线施工。”
　　“1954年，是实现康藏公路全线通车的最后一年。年初，中央派来了全国人民慰问团，到西藏慰问筑路部队。慰问团带来党中央、政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关爱，使部队指战员和技术员工受到极大鼓舞。2月我们局技工支队提前动工，将公路修至列亚，向波密中心地带扎木前进。波密地区地原始森林密布，海拔较低，气候温和，但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地处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冰川群的扎木至通麦、迫龙一线，在夏季暴雨、山洪、冰川、雪崩的作用下，迫龙藏布江两岸泥石流不断倾泻而下，经常酿成灾害。这一年，波密地区雨季来得早，持续时间长。5月份，山洪伴着泥石流突然爆发，冲毁淹没沿迫龙藏布江的路基和桥梁多处，各种筑路物资损失严重。正在迫龙沟口'老虎嘴'施工的部队，随着路基突然陷塌坠入江中，有9名战士被滔滔江水吞噬，另有8人负伤。部分施工地段被迫停工。就在这一段近二十天的施工中，由于洪水、塌方、飞石的袭击，总计牺牲50多人、重伤近40人。因道路中断，部队还一度断粮。意外灾害造成的路毁人亡，使大家情绪受挫。7月，修建司令部在加龙坝召开有各师主管干部、工程师等40人参加的会议。西南军区李达副司令员和中央交通部潘琪副部长到会作指示，做稳定情绪、鼓舞士气的工作。会后，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穰明德和我带领测量设计人员，沿着迫龙藏布江右岸陡坡峭壁，冒雨攀行几十公里，改测线路和设计防护工程。我又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工程艰巨地段，为部队讲解不同地质的施工和防止伤亡的办法，组织参观示范作业。我们施工二局和部队齐心协力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填实了鲁朗的沼泽地带，征服了色霁拉的‘橡皮路'，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后，终于把公路推向尼洋河畔的巴河桥，为与西线施工部队和藏族民工筑路大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为使康藏公路尽快建成，在东线向拉萨修建的同时，西线也开始由拉萨向东修建。康藏公路东西对进，加快了修筑速度。1954年11月，东线、西线部队、地方筑路民工及领导人员，在巴河桥胜利会师。历时四年修筑的康藏公路终于全线贯通。
　　最后他老人家即兴题词：“多为边疆筑路培养人才 李启源1984年3月29日”。

　　除了这三位老人家，我还采访了原西北交通部付部长、西安公路学院院长刘良湛(就是他为修筑青藏公路派了唯一的工程师)，原全国劳动模范、康藏公路第二测量总队长、交通部第一设计院总工齐树椿，老红军、原解放军炮15师副师长兼青藏公路工程管理局政委仇太星等人，他们都欣然题词鼓励我们继承修路大军的精神，为建设伟大祖国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华强，男，1984年在原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教书，后调陕西省经贸委(现陕西省工信厅)工作，2008年退休，是一名集邮爱好者。父亲华起(1909-1984)，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终身致力于中国公路事业(47年任西宁青新公路工程处付处长，53年任青藏公路工程管理局付局长，55年任陕西省交通厅总工程师，59年任甘肃省交通厅付总工程师，64年任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付总工程师。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西安人大常委会付主任)。华强在1984年青藏、康藏公路通车30周年之际通过父亲的关系，走访了部分修建青藏、康藏公路的先辈，制作了他们亲笔签名的纪念封，并请他们题词，留下珍贵的墨宝。今年，在陕西省庆祝建国65周年邮展上，华强将这些组集参展，不少邮友讲应该把现将珍贵的墨宝通过媒体披露出去，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以继承先辈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