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这在现代社会差不多人所共知，不仅对人如此，国家看来也不例外。在当下这个时代，一个隐形的共识是：今后国家间的竞争取决于人才的竞争，而这又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上，这将会决定它的劳动力素质。

这种看法由此假定，一个年轻人学习能力差的国家将会逐渐丧失竞争力。这个话题近些年引起热议是因2011年的国际PISA测试中，代表中国的上海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项成绩中均横扫各国拔得头筹，而美国学生的各科成绩名落孙山。去年英国也开始引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因为他们开始发现年轻一代英国人的考试成绩（尤其是数学）相比起中国人来有多烂——牛津大学毕业的首相卡梅伦在被问及“8乘以9等于多少”时被当场考倒，连教育大臣摩根也无法回答出“7乘以8等于多少”和“125的立方根是多少”这样的简单算术题。

确实，BBC在不久前还在为此大声疾呼，认为西方如果放任公共教育的颓败，将会有损知识型经济的基石，进而输掉未来。因为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追上来，仅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已超过美国和欧盟，中印学生还更热衷于创新、科研相关的专业。

这样的消息应该会使中国人感到特别愉快和振奋，我们对这类话题也尤为热衷。由于历史上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常抱有一种“教育万能”的信念，即便是在近代国势最为衰微的时代，无数政治家也都坚信：许多发达国家的富强是基于教育，而中国要追寻富强也必须从教育入手，对教育的投入会得到最好的回报。实际上，我们很少会质疑这些信念。

教育能提升人口素质是无疑的，但能否在整体上转化为国家的竞争力，乃至推动国家发展，这其实又是另一回事。

英国是公认的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然而据英国学者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一书中的研究，英国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都“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有牛津、剑桥、伊顿公学等名校，但那都是针对极少数精英的，而英国的底层大众则一向以粗鲁不文著称，甚至连全日制的行业技工学校都很缺乏，原因是英国到很晚才形成公立的国家办学体系——到1880年还未落实义务教育，小学一直到1891年才完全免费，1902年法案颁布后才出现了国立中学。

相比起来，法国至少在1882年已规定小学教育的免费性、义务性和普遍性，而普鲁士则早在1763年就强制国内所有幼童必须上学，1794年更以法律形式要求对所有教师进行管理。到1890年代，德国不仅普及了小学教育，而且大学生占人口比重的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半——但德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却只及英国的三分之二。虽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举措有助于法国和德国走向富强，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教育体系比德法更落后的英国，却不仅更早催生工业革命、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出一截，而且大英帝国还长期维持着强大的竞争力。

如果与日本相比，这种差异就更为明显了。据美国学者苏珊·韩利在《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中的估算，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夕的1848-1860年间，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70-80%，“反观英国，在1837年时的主要工业城市，四五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在上学”；然而，按说整体人口素质和平均受教育程度远不及日本的英国，1870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是日本的四倍（据世界经济史学家Angus Madison的估算）。许多学者都认为，教育水平的提升并不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而是结果。

再看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它的早期历史上，倒是鲜明地表现出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最重视教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东北部各州，无论工业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更高，而越往南就文盲越多、社会越是落后。不过从整体上而言，美国的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长期以来都算不得多好：美国直至1839年才建立第一所师范学校，到1860年，纽约州仅有3%的女教师和4%的男教师上过师范学校，而绝大多数都是临时雇用的。美国中西部一位学校改革者1842年说：“伊利诺伊州公立学校的教师至少有4/5通不过美国语文教育基本考试。他们中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你很难想像，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也促成了一个强国的兴起。

反过来，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的发展使许多贵族阶层的年轻人开始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看到了俄国现状的不足与落后，也不是不想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却发现根本没有适合他们发挥才能的职位，他们所受的教育虽好，却是与社会脱节而不被需要的，因而成了一群苦闷的所谓“多余人”，除了文化事业的进步外，似乎也并未推动国家的富强，俄国一如既往地大大落后于西欧。

如果说那些都是过往的事，不足以证明现代知识型经济下的整体竞争，那我们不如再看两个特例：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中拥有相当不错的教育体系，然而经济社会发展却相当缓慢，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到香港、台湾等地去当菲佣。当然更不用说前苏联和北朝鲜了，若论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在1978年的时候它们都远高于中国，然而，此后实现经济腾飞的却是中国。

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国家的主要使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那确实可以理解为何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教育；即便是一度对此放任的英国，也于1902年颁布了教育法案，因为政府意识到，如果不着手提高教育水平，英国就将会在市场竞争中落后。然而这却不是说，只要推动教育发展，那国家就会自动富强起来，整体竞争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不如说，教育发展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像菲律宾和前苏联-俄罗斯这样，虽然培养出了高素质的人才，但本国社会的发展却使他们找不到用武之地，甚至博士研究员为了谋生被迫去开出租车，那在这些结构性的制度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仅仅提升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无法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的。

更何况，“国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现代的人才越来越多地在跨越边境流动，越是高素质的人才，在这一点上越是明显。如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55-64岁的人口结构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有三分之一在美国——这并不都是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所“自产”的，而有许多是吸纳的移民，毕竟在这些人大学毕业时的1974-1983年间，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向来以其教育体系漏洞百出、国民缺乏外界知识而饱受嘲讽，然而它却仍是世界创新经济的中心，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它可以“收割”世界各地的尖端人才。

从国内来看，这些年以高考成绩著称的并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是黄冈、衡水这样的小地方，但这将会意味着黄冈将来的发展会超越上海吗？恐怕谁也不会觉得这样的奇迹将在一百年内发生。中国、印度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有点类似于黄冈、衡水在国内的位置：由于相比起更发达的社会来说，教育更可能是改变当地孩子命运的唯一出路，因而他们也更努力，不过，这可能有助于自身的个人命运，却不一定总是留下来推动当地的发展。

一个人才不仅要培养得起，还得用得上、留得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而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更不用说，这里还存在着如何教育的问题：许多在考试地狱中历练过来的高分考试，在踏上职场后却被发现综合能力不足，这也是常被诟病的“高分低能”和“创新不足”的问题。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很多复杂而彼此关联的因素，其发展是整个体系的进化，虽然教育的确有助于是推动变化的关键钥匙之一，但如果以为单单凭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将会导致巨大的错误。相比起单纯的人才教育，更重要的是体系的进化能与之匹配、并以制度化的保证来创造一个有利于每个人都在其中安心充分发挥才能的环境，否则随之而来的将仅仅只是人才浪费或人才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