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是科班教育出身的教育家，其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回国后曾经创办《新教育》杂志，其目标就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中。

蒋梦麟认为，“教育家必先知当时学术思想之大势，与夫时代之精神，非此不能谈教育也”。反过来，教育对于时势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为随时势而施教育，曰顺势是也，一方面为纠正时势而施教育，曰变俗是也。”教育家必须善于观察时势，适应时代要求，不能徒事消极破坏，还应从事积极建设。当时的时代潮流，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中国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蒋梦麟敏锐地把西方欧美文化的精神归结为两点：“一、科学之精神，近世西洋学术莫不具科学之精神。科学之精神云者，好求事实，使之证明真理是也。”“二、社会之自觉，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腊之个性主义。个性主义云者，发展个人固有之能力，不使外界所压迫，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是也。”而这两点精神，也正是蒋梦麟从事教育的主要目标。

蒋梦麟认为，“欲解决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非尊重个人价值不为功，欲养成适当之特才，非发展个性不为功。”“教育有种种问题，究其极，则有一中心问题存焉。此中心问题惟何？曰做人之道而已。做人之道惟何？曰增进人类之价值而已。故欲言人类之价值，当先言个人之价值，不知个人之价值者，不知人类之价值也。”

蒋梦麟追求个性自由的教育理念深得其师杜威新个人主义的精髓，沿袭着杜威的内在理路，蒋梦麟并非简单地重复与回应。当杜威倡导儿童中心的时候，更多的是着眼于教育的改进与发展，而蒋梦麟则立足于教育救国的立场，力图培养健全个人，以创立理想社会。纵观北大校史，这位科班出身的校长在北大制度建设上出力良多，这在其他校长身上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