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但冯道历经四朝十帝而不动如山，始终位列三公、三师等高位，也成为历代来被儒生辱骂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欧阳修称“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司马光称“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窃以为，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人物指斥冯道，无非因为他历事多朝多君。但若以此来盖棺定论，未免以偏盖全。恰恰相反，我认为冯道是以为百年难遇的“包青天”，冯道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真正领会了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梁晋相争时，冯道随军出征，拿自己的俸禄置办饮食，与下人们同桌共饮，而面对将士们劫掠回来的美女，他一概退却，或是暂安别处，为其寻访家眷，再将其送还。

冯道在家守父丧时，将家中财物散尽，赈济灾荒，甚至经常偷偷帮人家耕种土地。

这些不正体现了冯道爱民如子的真性情吗？

有人说冯道一味明哲保身，对社稷避重就轻，可是很多史实正好相反。

也还是在梁晋对决的时候，唐庄宗身边随侍较多，性格直爽的郭崇韬毫不避讳，直接要求部队裁剪人员减轻负担。庄宗因此大发雷霆，并称要让出主帅之位，返回太原，令冯道当即起草文书。冯道并没有因为龙颜大怒而照做，反而迟迟没有下笔，庄宗再三催促，冯道才直言相谏：“大王如今势如破竹，应该趁胜扩大优势。郭崇韬所言不无道理，即使心中不愿，不听其言便罢。如此举动，若使敌军知晓，认为我们君臣不和，必定使我方陷入被动。”庄宗这才醒悟，之后经过冯道调和，此事得以顺利解决。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便是后晋时期冯道出使契丹。

当时晋高祖石敬瑭命大臣出使契丹，群臣皆避之不及。冯道知悉此事后，当即向高祖应承，并立马命文书起草出使敕令。当晚冯道家都没回，直接住在驿馆，使人代自己向妻子告别。高祖念他德高年老，冯道却坚辞不改。

冯道在契丹斡旋两年，不孚众望，并得以顺利返还了后晋。

这两件事，如果只有谋略，没有强大的勇气，谁敢以身试险？当时的汉人，视契丹犹如洪水猛兽，没有足够的勇气，谁又肯赴汤蹈火？面对一去不复返，客死他乡的危险，冯道毫无惧色地去了，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细思之下，冯道这些作为哪一件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呢？即使是对其不齿的欧阳修。也不得不评价冯道“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纵观史实，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不贪财、色、名、利，那他所图为何？

其实答案便在他的诗《偶作》里：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恶土，狼虎丛中也立身。

好一个“但教方寸无恶土，狼虎丛中也立身”！冯道追求的不是财色名利，而是“方寸无恶土”，这不就是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在那样的年代，百姓饱受战乱，流离失所，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非要形式上的忠臣不事二主，那大可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可是这于百姓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冯道立身狼虎丛中，无非是多为百姓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罢了。不仅如此，他更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奏请唐明宗，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雕印儒家《九经》，得批准后，于当年开始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九经》才全部刻印完成，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年。目光长远的冯道知道，仓廪足而知礼节，等以后百姓富足了，终究需要文化来担当社会稳定的大任。

其实，被争议了一千多年的冯道并不复杂，《长乐老自叙》早已言明：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他一直实践着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这就是真正的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