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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先生 | 深谙为人治学育人之道的科学巨擘——贝时璋
[ 作者:陈玉澜    转贴自:摘自《我心中的求是大先生》    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26-11-21    文章录入:admin ]

 

贝时璋(1903—2009),浙江镇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教授、生物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系主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他以“学科交叉”理念创建浙江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是“细胞重建学说”创立人,我国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作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子,贝时璋先生在我心中一直是“未见先生人,确承先生恩”的存在。初识贝先生,他是新生开学典礼上灿若星辰的浙大人,而后千百次“相遇”,他是生科院入楼即可见的院士“第一人”。每每与贝先生相望,我都感到无比亲切,作为浙大生物系创始人,贝先生的事迹也一直感化和激励着一代代生命科学专业学子。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四一次偶然的机遇,我负责对贝先生的生平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调研。在调研完成后,面对这样一位深谙为人治学育人之道的科学巨擘,我空有万分崇敬之心却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句来概括他的一生。时至今日,有幸借“求是大先生”之名,填补我当年未决之困惑,可以说,大先生之美誉,贝时璋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早年求学:潜心研学胸怀祖国

 

贝时璋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镇海区)北乡憩桥,这是一个靠近海边的小镇。贝时璋8岁时上了乡间的小学学堂。12岁时,父亲带他到汉口,进了德国人办的一所中学——德华学校。除国文、历史、地理和一年级的德文由中国老师讲授外,其他课程都由德国老师用德语教授。学校不讲宗教,不问政治,管理严格,主要是灌输理科方面的知识。在此期间,贝时璋借阅了很多德文的理科书籍,收获了不少理科的启蒙知识。

1919年春,贝时璋报考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学校采用的是注重实际和培养学生自主研究能力的德国教育模式,使用德国原版教材。贝时璋先插班进入德文科的最高年级——四年级,一个学期之后直接升入医预科。

医预科学制两年,主要学习医学和自然科学课程。让他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鲍克斯德(Paukstat)老师的解剖学课。从此,他对形态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1年夏,18岁的贝时璋从医预科毕业。在求学的道路上,他“一路小跑”,连连跳级,以四年小学、四年半中学和两年预科,共计十年半时间,拿到了大学预科文凭。毕业后,虽然家境艰难,父母却全力支持,他留学德国的梦想变为现实。

在德国,他先后在弗赖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各学习一年,1923年转到图宾根大学动物学系学习。在图宾根大学期间,贝时璋在德国著名教授J.W.哈姆斯(J.W.Harms)的指导下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研究,并完成了两篇论文。其中第二篇是贝时璋的博士论文,题为“醋虫(Anguilluinaacei Ehrbg)生活周期的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1928年,该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动物胚胎发育和细胞分化研究领域系统研究线虫生活周期的一篇重要论文。

那个时代还没有显微照相设备,贝时璋实验用的只是一般的光学显微镜(徕茨目镜和物镜,筒长152mm,最高放大倍数为1440)。贝时璋在共51页的博士论文中给出的80张实验观察到的显微图,都是他借助绘图工具手工绘制的,那些显微图既是精准的科学图像,也堪称艺术之作。

1928年3月1日,贝时璋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其后他留在图宾根大学动物学系任第三助教。1921—1929年,他学习六年半,工作一年半,在德国一共待了八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获得了知识,学会了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具备了开展研究工作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作风。学习刻苦、工作细心、谦虚谨慎,这是他的本色,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同时,德国人闻名世界的特点,如条理清晰、秩序井然,以及多做少说,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9年秋,贝时璋放弃了德国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毅然决定回到磨难重重的祖国,为国效力。

 

任教浙大:严谨治学铸魂育人

 

1930年,浙江大学决定创办生物系,并聘任贝时璋为系主任、副教授。

浙江大学分给贝时璋三间房。贝时璋将一间作为工作室,一间作为实验室,一间作为卧室,就这样,浙江大学生物系办起来了。浙大生物系成立后,贝时璋先后开设并讲授了普通生物学、普通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等课程。招收研究生后,又开设了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等课程。

贝时璋讲课有一绝——右手写板书的同时,用左手画图,令人惊叹不已。他一般会用自己绘制的图片讲课,这些图片既标准又精美,堪称艺术品。他的课堂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分析透彻,深入浅出,让学生终生难忘。学生们回忆说:听贝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

贝时璋在从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学工作的同时,对研究工作也丝毫没有放松。他漫长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项目——细胞重建学说,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辗转迁徙,历经艰辛,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先后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在浙大西迁途中,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贝时璋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把系里的各种仪器、资料看得比自家的财产都重要,做了精心保护,一路上坚持利用一切零碎时间,用显微镜观察实验过程并绘图。1939年2月5日,敌机在广西宜山标营浙大校舍投弹118枚,学校损失惨重,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在断壁残垣中,贝时璋照常给学生上课。

到达贵州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浙大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贝时璋的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入,相继发表了一批重要的论文,如1942年发表了《南京丰年虫的二倍体中间性》,1943年发表了《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和《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等等。

1944年10月,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到贵州湄潭参观浙江大学,并特别参观了贝时璋、罗宗洛和谈家桢三位教授的实验室。回到英国后,他发表文章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1948年3月,45岁的贝时璋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兼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辛勤耕耘20年,1950年,当他调往中国科学院时,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已是名师云集,人才辈出,闻名全国。

 

钻研科学:敢为人先  为国奉献

 

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并发现在其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奇异变化,即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现象。基于对细胞重建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他证明了细胞重建是普遍现象,只要存在组成细胞的物质基础,具备合适的环境条件,就有可能发生细胞核重建和细胞重建,从而提出了“细胞重建学说”,向传统细胞学说发起挑战。

 

在浙江大学从教20年

 

细胞重建是贝时璋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团队以“细胞重建——细胞起源的缩影”为题对细胞重建研究的科学意义进行了理论总结。

贝时璋指出:“在地球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时期,生命由比较原始的非细胞形态进化为细胞形态,绝不会是一有生命就出现细胞那样复杂的形态,细胞不可能没有历史。生命在大自然中的这一段发展历史,称为细胞起源,细胞重建可能是地球上细胞起源过程的缩影。这样的提法是否恰当,尚待商讨。然而,如果认为细胞分裂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就不能了解细胞在地球上是如何起源和进化的。相反,通过对细胞重建的深入研究,弄清细胞一步一步地自组织的过程,就能对地球上细胞怎样起源、怎样发展等问题有所理解,进而对它进行模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立前及成立后的最初半年时间里,贝时璋多次往返于杭州、上海与北京之间,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尤其是实验生物研究所的调整与建立,并于1950年出任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1955年他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3年,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派遣访苏代表团,贝时璋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秉持学科交叉的创新理念,贝时璋主持并创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它的建立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形成。1958—1983年,贝时璋担任所长期间,他坚持学科交叉发展生物学,为研究所制定了“服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针,开拓了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指导了我国核爆炸动物远后期辐射效应研究和我国第一批生物火箭的动物搭载实验等重大研究项目,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贝时璋的一生,始终将自己的科学理想与国家的发展需求融合在一起,正如他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只有坚决地、有效地进行改革,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科研机构也是一样,只有奋勇直前、不怕艰难险阻、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不断出好成果、出好人才,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不断兴起技术革新,促使我国科学技术进入世界的前列。”

 

退而不休:鞠躬尽瘁淡泊名利

 

1983年12月,80岁高龄的贝时璋辞去了担任25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真正退休,而是依旧在家中开展大量的实验研究,并且坚持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活动,发表自己对科学事业发展的意见和看法。

92岁以后,贝时璋不再去单位了,但他指导年轻学者的热情不减,书房成了课堂。他会在每个星期三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到他家里来一起讨论科学问题。他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精神矍铄,走路不需人搀扶,生活完全自理,衣服、袜子都是自己洗。他自己总结,这些都得益于四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生活中,贝时璋十分简朴。踏进贝时璋的家,从房子、家具、电器到他的用品陈列都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简陋,大家觉得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但他却习以为常。特别典型的是,他长年拎的一只公文包,这只公文包寿命已超过半个世纪,式样陈旧,还打过不少补丁,但他包里放的外文资料却是最新的。贝先生不是没有换新的公文包的经济条件,相反,作为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国宝”级科学家,国家给他的各种优厚的补助、津贴和他自己的稿费、工资加起来数量是很可观的,用它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家庭,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他的心思并不在这里,他所感兴趣的是将那些多余的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捐赠给灾区。

而在搞学问上,贝先生却从来不甘人后,始终瞄准最高目标,永远向学问比他大的人看齐。他常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他一辈子钻研学问,不肯松懈,勇于创新,不断建树,年过百岁还在继续对他所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不懈的研究。2009年度诺贝尔奖公布之后,贝先生心情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就在逝世前一天,即10月28日的上午,贝时璋院士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的问题,并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这使在场的研究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

贝时璋说:“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忠于科学、热爱科学的;他热爱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识、爱真理,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求真务实,言传身教,砥志爱国,贝时璋一生秉持科学家精神,树立了求是大先生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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