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从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忧心：襄樊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高速路穿过 中山陵绿化区，高架桥迫使三元里抗英炮台搬家……每一次都会出现自发的“保卫战”， 但每一次几乎都以保卫者的失败告终。 
　　难道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兼顾吗？ 历史名城在建设的名义下被破坏，令人何其悲哀 “随着近年来城乡建设的兴起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城传统街区的破 坏日趋严重。”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０日，我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提案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份提案上，有３１位人大代表签名，其中２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提案中写道：“这些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一旦惨遭摧毁，就永远不能再生，即使按照 原样重建，也丧失其历史价值和信息。由于房地产开发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地方政府某些领导 人的行为缺少制约，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势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近２０年来，不少城市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城镇、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特色：有的城市为了使城市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开发；还 有的为了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机动交通的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 直接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有人用现代城市规划的目光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在实施改造中改变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品；许多地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进行建设时，不按程序要求先期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取得科学资料，导致永久性的损失 ……这些现象泛而滥之，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老空间特色和文化环境遭到破坏，有的已不复存在。 匆匆于现代化进程的人们，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明白了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 开始了还林还绿。可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决策者对保护良好的文化生态依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正在做一边建设一边破坏的蠢事。须知，自然的绿色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文化的绿色 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基因。自然环境生态破坏了可以弥补，而历史文化生态一旦破坏即无从恢复。
　　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不该忘记。 １９４８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解放军赴清华大学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明北平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为的是万一和谈失败、解放军被迫攻城时，能够保护好千百年留存的文化遗产。 可悲的是，这些我们曾在战火中竭力保护的古建筑，却在经济建设中被毁掉了。拱卫北京数百年的古城墙被拆除，损失何其惨痛！ 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的名义下遭到破坏，已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国外有学者甚至 提出，这样的破坏比战争还厉害。 
　　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我们无权毁坏她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少人认为：这些旧时代的陈迹，是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有 多少能够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还有一些人不满地说：投入这么大的力量保护这些古物，有多少意义？难道要让死人压死活人吗？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说：“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我们今天的文明，不是海市蜃楼，她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由 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汗水浇灌发育起来的。毁掉了文化遗迹，我们就看不见今天发展的基石， 就无法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从未中断过，是人类社会一个罕见的特例。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大量的 各个时期的城市遗存。这些人文遗产，凝聚着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之所以成就文明古国的标志，也是走向未来的支点，值得很好珍惜。 “什么是爱国主义？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你要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首先就要爱你的家、爱你的城！你必须懂得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评论说。
　　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一批香港青年以“大陆观光团”之名到内地参观访问，当他们来到洒满中华先烈鲜血的虎门炮台，了解到当年历史的真相时，内心受到强烈震撼，立即将 “大陆观光团”易名为“祖国观光团”。 把民族精神同历史遗迹联系起来教育后人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前不久，记者在《阿 Ｑ正传》诞生地——北京八道湾胡同１１号鲁迅故居采访时，经历了难忘的一幕。“你们知 道《阿Ｑ正传》吗？”记者向住在这里的几位中学生提问。“知道！”他们齐声答道。“你们知道《阿Ｑ正传》跟这个四合院有什么关系吗？”孩子们想了半天，答不上来，眼中透着茫然。
　　“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教育。”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对记者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中， 缺乏乡土教育这一环，我们培养了太多不了解自己历史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不合格的！” 在那些发生严重损毁文化遗产事件的城市，我们怎能说这些城市管理者是合格的呢？ 一位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在讨论文物保护工作时竟“义正辞严”地说：“搞文物保护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为后人着想，你划出这么多文物保护单位，今后就拆不了了，拆不了了，后人怎么发展？我们不能为今后的发展安钉子。” 在这位市长眼里，本是“为后人着想”的文物保护工作，竟成了“不为后人着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你把那些文物建筑铲光了，就发展了吗？！就对后人负责了吗？！历史文化遗产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无权定夺它们的命运，我们只是后人委托的文化遗产保管人！”
　　“两院”院士吴良镛说，“如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 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 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一对矛盾 在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山西省平遥县，记者与几位年轻人攀谈起来。“平遥在古城边上建设了新城，有不少很现代的建筑，为什么古城内不这么做？”年轻人答：“古城里面盖新楼，就破坏了，就不是平遥了。”“难道平遥就不发展了？”年轻人答：“平遥 这么大，要发展，完全可以到古城外面发展。” 年轻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基本常识：要做好名城的保护工作， 就必须在城市规划上做到新旧分开、新旧两利，而不是新旧叠加、新旧矛盾。 平遥古城的保护者、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回忆道，“８０年代初，我们向平遥的领导提 出，先不谈保护的问题，就说发展吧，古城就这么大，你就是把它拆光了，又能获得多大发 展空间呢？他们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今天尝到了甜头。” 可是，环顾国内各大历史文化名城，许多城市的规划都是以旧城为核心，向四周蔓延发 展的。以北京为例，具有巨大建筑与历史价值的明清古城占地面积６２平方公里，仅占规划市区１０５０平方公里的５．９％，古城的保护并不会阻碍城市的发展，但由于城市规划单 一以古城为城市中心区，又将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断向中心区集中，使得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愈 发尖锐。 “这样的规划对发展和保护都是不利的。”清华大学博士方可说，“仅从经济学的角度 看，需要大量拆除老城区的发展，是高成本的发展；而在此前提之下的保护，也失去了保护本身的意义。”
　　６０年代，巴黎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几幢高楼，遭到众多市民强烈反对，市政府调整建 设方案，在距古城５公里之外的德方斯建设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此举既保护了城市的历史风貌，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今天，德方斯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古老的巴黎展示了自己现代化的形象。” 旅法作家华新民对记者说，“这种新旧分开的发展模式，使巴黎政府从新区开发中获取巨大 的经济利益，而这实实在在的利益是过去那种高成本的、严重破坏城市历史面貌、‘除旧布 新’的发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 
　　那么，古城区就一点儿都不能动了吗？那些危破的街区就不需要改造了吗？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古城区并非一点儿也不能动，关键是要立足于整治，而不是大规模拆除或改造。” 人口稠密、房屋危破、市政设施不配套，是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面对的情况。一些城市简 单地采用大面积推倒重来的改造模式，无异于“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被拆除的不但有质量尚佳的住宅，还有运营良好的办公场所；不但包括具有文物价值的遗迹，还有那些尚可 利用的基础设施、绿化等。据测算，这种改造模式只有１０－１５％的资金用在住宅建设本身，大量资金消耗在浪费惊人的拆迁之中。 由于改造成本太大，房价节节攀升，新建的房屋一般人买不起，当地居民不得不大量外 迁到远郊区，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又遭到严重破坏。本想造福于 民的危房改造，付出的却是“历史的代价”。
　　据了解，如何降低城市改造的成本，最大限度保持城市的文化个性，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一段曲折的探索之后，已找到了成功的模式，即在大力发展新区的同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区立足于小规模整治。这样的做法，不但具有重大的文化保护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可行 的。 其实，与上述思路相吻合的一种危改模式近几年已经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在北京市东城区，有４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引入了市政设施，实 现了内部现代化，但建筑形式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与城市环境融为一体。改建资金主要 靠居民自筹，９０％的投资用于房屋建设本身，这与浪费严重的大规模改造方式形成强烈反 差。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在大力发展新区的同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立足于小规模整治， 是降低城市改造成本，最大限度保持城市文化个性的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