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不仅在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摘要】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不仅在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关键词】工匠精神 德国 治理机制

自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来，“工匠精神”就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企业的关注与热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和日本是世界创造业强国，也是“工匠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典范。其中，德国的“工匠精神”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加广泛，且是日本引为学习的榜样。考察德国人“工匠精神”的特点和形成机理，也许可为我们弘扬“工匠精神”提供借鉴。

德国的“工匠精神”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笔者曾于1985年至1987年在德国进修学习，后来又经常去德国考察访问或研究、讲学，对此深有体会。德国人严谨守时，上班时间不做私事、不打私人电话，办事中规中矩，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和程序；医生看病、工作会见都提前约定，处理事情有条不紊；干活时聚精会神，旁若无人。有一次笔者在慕尼黑火车站候车，看到一个工人在装一扇铁门。他把门槽里的碎石、杂物一一清除，然后用毛刷把灰尘一点一点扫干净。那情形不像在干粗活，而像在做一件工艺品，着实让人感动。正是有这种普遍化的“工匠精神”，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质量、高性能，打响了“德国制造”的国际品牌。德国的汽车、精密仪器、高端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享誉全世界，德国产品成为质优价高的代名词，使得德国长期保持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德国产品为德国赢得了赞誉和尊重。

“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德国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笔者当年在大学学习时，如果找德国同学借笔记，拿出来的笔记都是工工整整，并分门别类装订在专门的听课笔记夹中。到任何政府部门办事，只要事先预约，到后通报姓名，立即就有人护送过去，根本不需要登记、查验证件等。这种“工匠精神”也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1986年笔者在慕尼黑向住地一个中学生打听去丹麦阿尔胡斯怎么走，他马上掏出笔来，在纸上给我画出西北欧地区示意图和铁路行车、转车路线，给我耐心讲解，还时不时道歉：“对不起，这个地方可能画偏了一点“，让笔者既感动，又感慨。可以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内化为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外化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德国“工匠精神”不仅基于民族特性，更与国家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有其历史与文化渊源，至少有三方面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德国人的哲学思维。德国人思辨能力强，喜欢探究世界底蕴、寻求终极真理，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这种爱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必然影响其行为方式。二是德国科技发达，曾是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创造发明影响了世界进程。三是德国自中世纪以来手工业就很发达，直到1983年手工业还占到GDP的11%。德国人动手能力强，很多人喜欢动手制作手工产品、自己盖房子。正是这种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成为“工匠精神”的肥沃土壤。

然而，仅把“工匠精神”归因于民族特性有失偏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为德意志民族，原民主德国的“工匠精神”就远不如联邦德国。笔者1986年第一次到东柏林时就深切感受到两德之间的差距。东德当时在经互会国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东柏林作为首都，又是东德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最高的。但一到东柏林，马上感到是另一个经济世界：物资短缺，商品价格便宜但种类少，服务态度差；上饭馆要排长队；买了几本书想邮寄，在西柏林是很方便的事，在东柏林却很麻烦，要向外跑商店买邮寄的箱子、带子、胶水自己包装，剩下的包装材料扔了可惜，带着累赘。两德统一后，笔者为研究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先后到柏林、莱比锡等地考察、访问，看到破败的工厂、凋敝的商店、冷漠的居民，不由得感慨万千。在联邦德国随时可以体会到的“工匠精神”，在东德却难见踪影。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市是当年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签署《波茨坦公告》的地方。笔者去时道路坑坑洼洼，楼房破旧不堪。最能说明“工匠精神”差异的是该市的大剧院。据陪同人员介绍，两德统一时，该剧院已经拆毁准备重修，地基已开始打桩了。但统一后的新政府认为，新剧院至少要达到使用百年的高标准，原设计太差，要推倒重来。新方案要3年设计、5年建造，但老剧院已经拆了，居民8年内看不上戏，怎么行？市政府决定在新址旁搭一个临时剧院，以满足近8年的居民需要。那天笔者特意去参观了那座已投入使用的临时大剧院，见其功能齐备，舒适耐用，并非“临时”凑合。由此可见，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决定“工匠精神”的更重要因素。

中国的“工匠精神”如何培育和弘扬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迈向高收入国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都迫切需要各行各业推出具有高竞争力、高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弘扬“工匠精神”尤显紧迫和重要。

然而，“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最重要的措施在于：一是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为现代工匠培养模式提供摇篮。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闻名，舍得投入，就业前途广阔，教师待遇优厚，值得我国借鉴。二是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仍然存在的劳动力身份壁垒，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让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获得应有的市场评价。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产品市场定价不受垄断势力干扰，不受非经济因素控制。要改革招投标制度，走出低价竞争陷阱。四是改善和强化规划管理。“拆了建、建了拆”的瞎折腾不仅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使建设部门的“工匠精神”变得毫无意义。五是强化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使假冒伪劣、投机取巧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自讨苦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弘扬“工匠精神”、维护自身声誉机制的自觉践行者。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科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