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不深刻理解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就不会真正懂得怎样使中国强盛起来。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雄居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却明显地衰落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中国处在了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跌进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经历的这段悲惨的命运，是一种偶然的不幸呢，还是某种社会主导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这是一个当今中国社会并未清楚地认识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地研究，并且弄清这一问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近代的衰落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漫长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社会文化是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主导因素，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走向。导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漫长的社会文化原因才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探讨这一文化原因之前，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封建专制统治是怎样使中国走向衰落的。

封建专制统治以君主个人高度集权和君位世袭制度为基本特征，这种制度使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贤明与昏庸。君主贤明的，就选任一群贤臣，制定一些英明的政策，于是一时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君主昏庸的，就往往奸臣当道、朝纲颓废，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甚至于刀兵四起，国破家亡。这就是所谓的人治——“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兴盛一般都在开国后的几十年。那些开国的君主们都是在前一朝代灭亡之际群雄逐鹿的的战乱局面中，凭着其英明才智战胜众多敌手，才最终夺得天下，所以他们是凭自已的才能而取得政权，而后代的君主则不然，全是凭血缘而当政。皇帝儿子多的，或许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相对来说优秀一点的，只有一个儿子的，就无论如何都得由他继承，既使是正在吃奶的孩子也要被抱在龙座上君临天下。

这些后世的继位者自然是英明者少，平庸者多，甚至必然要出一些昏庸之辈。这些昏庸的君主们大多自幼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只知吃喝玩乐，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之道。皇帝既然不贤，当然不会选贤任能，往往是远君子、亲小人，任用一些谄媚奸佞之徒，这些人当政自然不会廉洁奉公、精忠报国，而必然是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统治集团这样腐朽，国家怎能不衰败呢？最后必然是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然后新的朝代又开始了前一朝代由盛而衰的老路。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每一个王朝从建立之时起就注定了要必然灭亡。可惜的是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至清朝末年，这样的兴衰更替在中国重复了四千多年，中国人就是认识不到其中的弊端，不能摆脱它走上别的道路，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对比中，汉族并没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实行专制制度的结果，汉族政治力量实际上走了一条由强逐步转衰的道路。在唐朝以前，汉族政治力量与少数民族相比，主要处于优势地位，从唐朝以后，汉族力量开始趋向衰落，在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和金的力量对比中，宋朝已处于劣势，北宋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贡献岁币和绢帛，后来被金国所灭。南宋不仅每年要向金国贡献岁币和绢帛，还要对金称臣。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有两朝，汉族完全处在了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不论是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还是建立清朝的满族，建国之初都刚刚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口都只有百十来万，军队也只有十多万人，文字、历法、政权都处于初创阶段，而为什么拥有几千万人口、经济文化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洋洋大汉民族，竟被如此落后的小民族征服了呢？这只能归因于汉族封建政权太腐朽了，而这种腐朽正是君主专制与世袭制度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少数民族崛起之后，由于同样实行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也都走上了汉族政权由盛而衰的老路。所以，中国长期实行封建制度的结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衰落。

政治上的兴衰与更迭必然要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当政治清明时，社会安定，赋税适度，经济便逐渐恢复和发展；当政治昏暗时，赋税繁重，再加上贪官污吏的搜刮掠夺，经济便趋于凋蔽；当王朝覆灭时，刀兵四起，战争连年不断，经济就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就是在这种恢复——发展——停滞——破坏的周期中循环着，不能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进展非常缓慢。腐朽的君主专制统治还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朝中后期，中国江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广东佛山镇曾有织布工场2500多家，雇佣工人达5 万多人。从时间上讲，这比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不晚很多，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很快就面临着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

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赋税日益繁重，更加上贪官污吏的搜刮掠夺，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遭到破坏。如明神宗中页，为了筹建宫殿，派出宦官四处征税开矿，这些宦官们所到之处横征暴殓，肆意掠夺，对工商户征收重税，甚至没收全部货物，对富家大户，则随意罗织罪名，抄没家产。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工商业经济还怎么发展呢？就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在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摧残下夭折了。明末动荡的战争局面更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才达到明朝中期的水平。到乾隆时期，工商业中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以及由于其他社会文化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发展壮大起来，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的主体依然是家庭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与几百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一点进步，也是可怜的很。

与中国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工商业城市以赎买的方式从封建贵族和教会贵族那里取得自治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有比较安全的人身和经济保障，由于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不能随意征税，并且各国的君主们也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萌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十九世纪初，英法等国的工业部门普遍使用机器生产，蒸汽机已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火车和轮船已经开始使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也随后相继完成。此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了，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与西欧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悲惨的命运已无情地落在了中国人的身上。

以上分析的是封建专制统治是怎样使中国衰落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如此漫长呢？这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上找原因。中国古代从刚刚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黄帝时代起，就实行一人执掌天下大权，就依血缘传继帝位。黄帝三传至其曾孙尧，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舜又把帝位禅让给了禹，禹是黄帝的玄孙，权力又回到了黄帝一族手中（见《二十五史》）。禅让仅是特例，从禹开始又实行了世袭制度，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可见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起，政治就是只属于统治阶层少数人的事儿，老百姓就没有一点儿参与政治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

同时，老百姓们也没有一点儿权力意识，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积极地参予政治，他们把君主专制和世袭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谁当君主都一样，只要能让他们过日子就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是：如果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至于造反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更合理，根本就不去想。那些领导造反的人成功后，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制度可以实行，还是沿用过去的制度，当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不愿意选择别的制度。这种历史传统和民族心态是中国的封建制度特别漫长的基本原因。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一些民族在氏族公社时期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建立国家后，首先选择的也是共和制，国家首脑通过选举产生，如古雅典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他们的民族观念自发地具有民主意识。早期的共和制度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封建社会，欧洲虽然也实行了君主制，但是国王的权力远没有中国的君主那样强大，各主要国家也都有议会这种允许社会各阶层代表参与政治的工具，后来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是先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的形式展开的。这是东西方之间历史传统的差异。中国不但历史传统缺乏民主，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自发地走了一条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维护君主专制统制的文化，使专制制度更加稳固和久长，这是中国的封建制度特别漫长的文化原因 .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佛家、道家三种思想理论为主体，还包括墨家、法家、兵家等一些学派，其中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方面也起了主要的作用。

儒家学说创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维护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宗法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制度为主要内容，强调维护家长、族长对家庭、家族的成员和财产的世袭支配特权；国家的结构与家族的结构相似，周王室是天下最大的宗族，诸侯是较小的宗族，诸侯要接受周王的统治和调谴。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周王的权力日趋削弱，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周王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权力不断加强，时常左右着君侯的废立与军队的征伐，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孔子对这种局面非常痛心，他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即恢复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他强调“正名分”，即纠正各种违反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现象；孔子特别提倡“孝、忠”，倡导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伦理原则，希望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要高贵，受到效忠，臣子要象臣子的样子，要忠于君主；父亲要象父亲的样子，要有权威，儿子要象儿子的样子，要孝敬父亲，概括地说就是对父亲要孝，对君主要忠。孔子将社会伦理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就是五伦原则，在历史上起了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孔子对君臣、父子、夫妇等双方都提出了要求，但实际上在专制社会里，他们双方之间的权力义务是不平等的，权力集中于前者，义务集中于后者，如果为君者不仁，为父者不慈，为夫者不义，后者除了规劝之外，便无可奈何，而如果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为妇不听，前者便可以动用国法、家法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制裁，甚至消灭。五伦原则实际上是对后者加了一道精神枷索。

孔子思想体系里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仁”，他将一切美好的品行都称为“仁”，而将“孝悌”看作仁的根本，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尊敬兄长。他把对君主的忠诚和服从看作是孝的延伸和扩大，强调家为国本，君父一体，忠孝相通。可见孔子强调“孝”是为了“忠”服务的。这样孔子便把家族伦理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忠君不再仅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成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而加重了对臣的制约。以上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

孔子是位大教育家，他编篡了一系列古代文化典籍，开办私学，广收门徒，传授文化，也传授他自己的思想，使其学说广为传播。孔子之后，又有孟子和旬子两位大学问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学说成为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一家。孔子的学说因为不符合当时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尤其是他要求诸侯们效忠于周王这种主张是诸侯们所不愿意听的，所以孔子的学说并未被当时的诸侯们接受，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地位，然而，他的学说却符合后世统一了天下的君主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因而倍受推崇，孔子也被专制君主们尊称为“圣人”。

孔子之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还很多，汉朝的董仲舒就是其中有很大影响的一位。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他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君主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天下的一切权力都应大一统于君主 .董仲舒把孔子的五伦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三纲五常”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在君主、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而自然之道是阴附于阳，所以后者服从前者是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理论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强有力工具，因而成为后世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政治思想。董仲舒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自此以后，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儒家经典大为流行，儒学因而取得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从此主导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

董仲舒之后，南宋时期的朱熹是又一位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人物。他以儒学为基础，融合佛家和道家的理论，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创立了“理学”。他借鉴道家论道的方式，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宇宙的本源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是“天理”，号召人们“存天理”；他把人们心中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的追求视为不符合天理的人欲，要求人们自觉地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即“灭人欲”。理学适应了封建君主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被宋以后的各朝大力推行，成为官学，致使“四海之内非程朱之书不读”，封建礼教进一步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封建伦理道德诸如“君叫臣死，臣得死，臣不死视为不忠；父叫子亡，子得亡，子不亡视为不孝”、“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的思想，无数的人因为恪守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封建礼教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

孔子、董仲舒、朱熹三人只是儒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三个突出代表，其他在历史上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很多人，以儒学的发展形态——理学为例，就不是朱熹一个人的独创，理学发源于唐代的韩愈、李翱，经北宋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继承和发展，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之后，明朝大学士丘濬对其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和发挥。综上所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专制君主们的提倡，儒家学说取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儒家政治主张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自觉地接受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儒学之外，还有墨家、法家、道家、佛家等学派，他们在政治方面也都是属于维护或不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先说墨家，墨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墨翟，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他的思想中没有明确地反对或主张君主专制统治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认可君主专制统治的。墨翟有个观点是要求老百姓都同意“天子”的主张，君主赞成的大家都应赞成，君主反对的大家都应反对，前提是“天子”的主张要服务于天下的公利，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的这种观点被法家吸收并推向极端，起了不好的作用。

法家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派别，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李斯等，他们主张“变法”、“以法治国”，为结束战乱走向统一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法家主张君主高度集权，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应集中到君主手中，可见法家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再说道家，道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于仅次于儒家的地位，创始人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老聃，以虚静无为，修身养性为宗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既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具有否定现实政治的倾向，但他们没有批判过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而是希望社会回到“小国寡民”甚至是没有任何政权组织、“民同野鹿”的原始蒙昧状态，这是一种希望社会倒退的想法。最后再谈一下佛家，佛家是东汉时期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并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根，与儒家、道家一起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以追求灵魂超脱生死轮回、得到永恒幸福为目的，不关心现实社会政治，当然也不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佛教教导人们戒除欲望、忍受苦难，实际上有帮助人们安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作用。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君主专制问题上的基本内容。此外，需要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出过几位有反对专制思想的人，如南宋的邓牧，明朝的李贽，以及明未清初在国破家亡的历史背景下对君主专制统治产生怀疑或否定思想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他们有的批判专制君主据天下为一己之私，敲剥天下以奉一己之淫乐；有的反对以孔孟之道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冲破思想束缚。这些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君主制度，至多是想限制一下君主的权力，希望君主们能象尧、舜那样为百姓着想。因此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民主内容。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法家，无论是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民主思想。在中国浩瀚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根本都找不到“民主”这个词汇（“民主”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一个词）。即使象邓牧、李贽、黄宗羲等稍微有一点反专制思想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并且他们的思想不符合社会上一般人的想法，被视为异端邪说，难以传播，形成不了影响。而以孔子等为代表的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人却历代不绝，一呼百应。他们大多不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却竭心尽力地为维护专制制度着想，并且他们的主张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他们的思想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识。从以上这些文化现象中，可以反应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缺陷——极端缺乏民主。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主要文化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特性使君主专制制度异常地稳固。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由于起义者们满脑子的也都是封建思想，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认识不到造成他们起义的制度原因，所以他们反对的只是当时昏庸或者残暴的专制君主个人极其领导的统治集团，而不反对专制制度，他们只会推翻一个王朝而建立另一个王朝，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中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绵延四千多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特性，使中华民族长期沉湎于封建制度不能自拔，使中国社会几乎已经到了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封建社会的境地，这就造成中华民族在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时也不能迅速地自我反省、改弦易辙，从而注定了中国在被列强侵略和欺压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连年割地赔款，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欺侮。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修建的花园门口竟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的尊严真是丢失殆尽！就是在这种悲惨的命运中，确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中国人才被迫着从中外对比中渐渐地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走上了与之告别的道路。近代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客观上起了为封建制度解体的作用，如果不是外部世界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当今仍然处在某姓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

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曾受到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迅速地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外国的奴役，走上了自强并向外扩张的道路，正是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为什么日本能够变法成功而中国不能呢？除了一定的偶然性外，主要的文化原因就是中国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化太浓厚了，而日本比较轻一些，比如儒学虽然也对日本社会发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对于日本来说终究属于泊来品，不象在中国那样根深蒂固，日本受其束缚较轻，变革的阻力较小，因而易于吸收西方文化，使变革取得成功。而中国却被传统文化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以上论述了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性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成份和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落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以军事技术为例，当西方已经主要使用远距离火药武器的时侯，中国仍然停留在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近距离冷兵器上，所以清朝军队在列强军队面前毫无战斗力可言。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曾经领先于欧洲一千多年，四大发明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谈一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二是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社会生产起步早，并且社会文化没有中断过，而同为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都因为被外族所灭而中断了发展。欧洲的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邦的文明也是如此。古代斯巴达、古代雅典和古罗马的文明出现较晚，虽然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后来也都被外族所灭。中世纪的欧洲由于蛮族入侵、封建割据、以及宗教神学的桎梏等原因，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很慢，所以在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么为什么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呢？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造成的。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看，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是墨家、法家等学派，都属于研究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儒家是典型的政治道德伦理说教，道家关注的是怎样长生不死，佛家研究的是灵魂怎样进入极乐世界，它们都不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其他学派也是如此。作为社会上掌握学问的阶层的读书人攻读的是四书五经，研究的是诗词歌赋，喜好的是琴棋书画，再不就是琢磨一些神秘兮兮的佛道理论，普遍不关心工农业生产，缺乏对自然界客观事物的研究兴趣。所以他们的学问都是一些与社会生产、科学技术不沾边的学问，都是一些对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帮助的学问，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

其次，从社会价值观方面讲，“作官”是古代中国人最主要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本位”。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人们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可以取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当官还可以发财致富。所以当官成了人们最主要的追求。从汉武帝以后，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都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所以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制君主们就是这样用功名利禄把人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消磨在儒家政治伦理说教上，人们更少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了，这就非常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家知道，《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地总结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一部大成之作，然而作者却在序言中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了。

再次，从思维特点方面看，中国人偏好从总体上把握事物，而不注意对事物的局部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偏好感性思维、经验思维，欠缺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譬如：中国人说时间是年、月、日，说地名是省、市、县，说人名是先说姓后说名（姓是家族的名字），这些都说明中国人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由大到小，偏好于把握事物的大体，而欧洲人正好相反，说时间是日、月、年，说地名是县、市、省，说人名是先说名后说姓，这些都反映出他们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从小到大，这种对事物的细节和局部的重视有助于对事物认识的深入；在文字方面，汉字是象形文字，反映出中国人偏好于形象思维、感性思维，而欧洲文字多是字母文字，比较抽象，反映出欧洲人擅长于抽象思维，而科学的东西都是抽象的，不能从直观上把握，因而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发源于欧洲的一个原因（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定律、定理几乎全部是西方人创立的）。

在引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前，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一直停留于阴阳五行这一层面上，阴阳只是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五行反映了中国人认为的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他们都是事物的外部关系，而对具体事物究竟是什么中国人则缺乏探究，所以中国人的阴阳五行理论既非常宽泛，无所不包，又实际上不能具体地解释任何东西。最后从研究模式上讲，古代中国人重视技术研究，而忽视科学研究。这里要先把科学和技术区别开，科学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而技术是与一定的生产工具相联系的生产工艺、制作方法、加工技巧等。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大多都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技术中往往包含着科学，所以人们习惯上常把“科学”与“技术”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其实科学与技术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实用性，侧重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研究，而不喜欢看不到即期功效的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都属于实用技术，而科学性的东西象勾股定理、圆周率等则很少。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研究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用各种方法去试，发现某种方法能够实现目的，以后就使用该种方法，或者在无目的的情况下，偶然发现某种方法能够达到某种效果，便把它记住了，以后就用该种方法去实现该种效果。可见技术研究以实用为目的，与经验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人叫它经验科学，其实它主要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以四大发明为例，就全部是技术，中国明朝时期完成的三部传统科学的大成之作《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也都是属于对前人典籍的整理和以往经验的总结，也都是技术。而科学研究是在观察大量客观现象或进行很多试验的基础上，结合数学分析，对事物的规律做出推测，然后通过试验进行验证，对发现的不足或错误进行修正，然后再实验再验证，直到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研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探索规律。古代中国人由于缺乏对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足够兴趣，也由于思维方式上的原因，科学研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知道简单的技术可以因为自发地契合了客观规律而取得成功，而复杂的技术如近现代工农业生产技术则必须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科学不发展，技术的进步必然趋于停滞。中国古代从宋朝开始，生产技术进步的速度就逐渐减慢下来，到明朝中后期，开始被欧洲超过，十九世纪初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参考《中西五百年比较》）。科学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落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成份也是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除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之外，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就是以农业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两个部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都深深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因此他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主义的政策倾向，论述农业重要性的著作历代不绝，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农业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对农业的过分重视，历代统治者都把工商业视为影响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认为农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就会导致衣食不足，“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贾谊《论积贮疏》）是这种观点的突出表述。这种思想忽视了工商业对农业的基础和促进作用，如镰刀、锄头等农业生产工具都是由手工业提供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直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粮价上涨，就会刺激农业的发展。

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未，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汉昭帝就曾明确下诏说：天下以农桑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奖励耕织，设置重重关卡，对工商业者征收较高的赋税，以及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禁止海外贸易）政策等。这些措施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科学技术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抑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等思想以及一整套严密的家族宗法制度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而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更是直接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在古雅典、古罗马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虽然也是一个封建主义浓厚的国家，但是从彼得一世起，历代沙皇都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俄国保持了比较强盛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得以不断地向外扩张和争霸，就是这个国家疯狂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迫使外蒙独立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有：

1.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极端缺乏民主，并且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

2.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成份。

3.历代专制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

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内因方面讲，中国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中国人民所经受的苦难，都是由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弊端造成的，是因为这些弊端造成了中国的落后，然后才导致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虽然中国近代经历了那么悲惨的命运，但是中国人却并未深刻地反思过其中的原因，只是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问题进行过反思，如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形势，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转变了方向，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并没有深入下去，影响也不深远，此后中国人便几乎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们整个民族还未清楚的认识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还未普遍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批判和抛弃。所以传统文化的弊端尤其是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还在继续阻碍着中国的前进和发展。如人们头脑中由于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奴性思想还很浓厚，唯上、从上意识还很强烈，权力意识、民主观念还很淡薄，一些不民主的言行竟公然大行其道。比如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不禁要问：江泽民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私心杂念、七情六欲，就可能犯错误甚至犯罪，如果他犯了错误还怎么让人们跟他走，如果他犯了罪还要不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其实仍然是在向人们贯输奴性思想；再如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实质是选拔制，既然是选拔就必然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大多数人说了算，之于听取群众意见完全可以走过场，真听假听、听多听少甚至听与不听都取决于领导的意愿，一些公正的领导出于公心可能会比较公正的选拔干部，而很多领导则一心只选拔自己中意的人，谁擅于讨好巴结奉迎自己，谁给自己送的好处多就提拔谁，所以买官卖官现象比较猖獗。一句话，选拔制度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中国干部人事活动中的腐败现象正是这种制度的体制病，而中共的领导人却非常顽固地坚持选拨制度，认识不到其严重的弊端，口口声声地称要完善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如果真要搞民主为什么不实行真正的竞选？另外从全社会讲，“官本位”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们对社会体制中的弊端不是去积极改变，而是消极地去适应，只图混个一官半职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思想很不利于社会的改良。

在科学方面，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弊端很难改变，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普通老百姓的科学意识还很淡薄，迷信思想依然浓厚，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李洪志胡编一套歪理邪说就能成其气候，可见一斑。所以，无论是在民主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弊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都还很严重，克服这些影响，改造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完成的一个课题，但这又是一个比较困难和棘手的课题，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就象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一样是很难改变的，另一方面，改造传统文化会遇到民族情感的障碍，人们都只愿意听人说本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悠久灿烂，而不愿意听人说它有什么弊端。拿当今的官方思想来说，就是笼统地站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不愿意正视传统文化的弊端，更没有积极地批判它、改造它。在这种形势下，甚至有一些人打着宏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旗号，不加分析地鼓吹复兴儒学，这些人真是缺乏对中国近代史的起码思考。总之，传统文化的弊端依然在阻碍着中国的前进，而改造民族传统文化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强盛之路依然曲折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