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的朋友跟我讲，原以为连年农产品丰收，会有价格下行的压力，而现在是全面上涨。

    不久碰到一个在政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他说农民学聪明了，将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涨计入了农产品。

    我讲是政府明白了，每年粮食按计划在调粮食收购价来增加农民收入，因为中国主要粮价比海外市场还低两三成，农民多年来对工业、对城市的奉献也应该获得相应补偿。而其他农产品价格则受到城市成本的牵引。

    土地和地产涨起来，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倒逼着涨。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涨。这可能是政府最担心的货币向CPI传递的通道。

    理由之一，其实中国的物价通胀早就飞得老高了。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进不了CPI，这是市场喜欢的，因为楼价股价可以继续炒。至于小麦、面粉没涨多少的话，餐馆的面条就不能涨，这样的逻辑，只有发改委会这么想。郎咸平说中国的日常消费品跟美国差不多，稍好一点的消费品(甚至很大部分原产地就是中国)都比美国贵得多。而中国家庭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1/10。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商业成本根本不支持厂商“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面对伴随地价快速上升的商业成本，只有靠着高价低量策略为生，国内卖不出去的，就靠政府财政补贴卖到国外去，到国外倒是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因为国外的资产价格低。转了一圈，你可以看到中国式通胀的路径：货币-资产-物价，当然这个物价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而非统计局的CPI。

    理由二是过剩产能抑制通胀(诸如此类的道理如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等等)。产能背后是资源，资源总是瓶颈吧。资源基本完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布局。因此，当需求下降时，不是降价，而是限产。制成品商家饱受其苦后(利润压缩)，他也只能减产能，供给若比需求掉得快，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这个常识的结果。

    坦率地讲，我对传统的产出缺口对通胀压制作用越来越不信任，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十余年后，现在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低，而基础原料和无形资产的高附加值成为主体，以钢为例，铁矿砂和焦煤的成本就占到了钢价的70%以上。

    理由一和理由二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相关的，产能过剩、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根子在收入分配恶化，有效需求才会不足，国内形成的购买力与产能相比极其悬殊，才会有顺差。

    而另一面则是越是贫富悬殊，越可能形成资产泡沫，这是个经济规律，财富越是向少数人集中，资产就越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如水仙花、普洱。

    天方夜谭吧，当中国的大蒜和辣椒都成为过剩资本攻击的对象时，通胀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剩下的结局就是滑向滞胀，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以后。

    你看看，问问身边的朋友、学生，我们现在是全民思“炒”。对于前途的失望，使得累积财富的第一念头想到的就是“炒”，而不是创业。因为货币贬值速度远超创业的财富增速，所以失望了。现在利润来得最快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马云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都很难再现了。

    关于未来，我有一个悲观的基本判断，中国未来泡沫破灭，不太可能由内部主动力量去刺破，很大可能会来自外部冲击(美国的实业再造和中兴)。中国救赎之路在于转型。转了型，泡沫就做实了，所谓转型就是泡沫软着陆。当然，有泡沫也就转不了型。资产价格这么高，能完成城市化而实现需求崛起吗？

    我们事实上已经错过了一个低成本、快速城市化的路径(看看周边赶超型国家都是抓住了低成本时期，突进城市化的)，经济学上叫路径依赖，真有点“回头再难”。综观现代国家的发展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和经济阵痛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吗？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以后，剩下的结局当然就只能是滞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