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贯穿于西方大学发展的始终,经过一系列改革,西方大学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西方大学在两百年改革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为其他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西方大学高等教育大学改革

纵观两百年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改革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通过一次次改革,大学才得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而历次改革所形成的基本经验,是值得所有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国家认真借鉴与思考的宝贵财富。

一、大学改革是立足于本国现实需求和积极吸收外来经验的渐进性过程

西方近代大学改革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的创办即是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柏林大学是一所创设于国家危难之际、志于救亡图存的大学,希冀“以脑力来补偿国家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①,通过实施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式教育,造就具有科学思维能力、身心和谐发展的新人,使大学成为学术的中心、“科学研究的苗圃”,让教学、科研真正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筹建柏林大学的过程中,洪堡廓清了关于大学与国家、社会需要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明确指出:“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视野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②这种观点在19 世纪初期深刻影响到德国大学的改革进程与改革成效。就大学的社会意义而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学不可能延续那种脱离国家与社会需求的“象牙塔”性质,而必须从关注国家利益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通过采取契合大学内在规律的改革措施,推动大学自身的教学、科研活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从而彰显大学存在的价值,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德国大学的模式深深地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 世纪初的西方大学改革。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持续繁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趋多样化,要求大学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大学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其一,是在制度上对大学进行结构性调整,主要举措是大力发展社区学院。1947 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出台,建议将“初级学院”更名为“社区学院”,以更好地体现这种机构源自社区、面向社区、服务社区的基本特征。此后,社区学院在美国各地得到广泛发展。社区学院的普及,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大学的基本结构,使美国大学的层次性、系统性更加明显,从而可以有效地满足社会各界对大学的多元化需求。其二,是积极推进研究型大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大学为世界高等教育所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二战”后,美国社会对研究型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期望研究型大学能培养更多的、具备综合素质的高层次人才,能够有效提高美国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水平,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为此,联邦政府制定了积极的科研政策,鼓励研究型大学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研究型大学对其科研工作进行了改革,一方面,积极发挥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优势另一方面,还进一步加强了与社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联系,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拓展科研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使大学的基础研究优势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应用成果,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美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在积极推动科学研究职能的同时,研究型大学也注意到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所肩负的使命,尤其是在本科教育方面对美国其他类型大学起到了示范作用。70 年代以来,研究型大学掀起了一场全面的本科教育改革,改革涉及本科教育的方方面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西方主要国家大学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大学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别国大学改革的经验,而大学之间这种双向甚至多向的文化交流,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各国大学水平的共同提高。就美国而言,19 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经历了州立大学的兴起、赠地学院的创立、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初级学院的普及等诸多变革,而在这些变革的背后,往往可以发现其他国家影响的因素。“二战”后,德国、日本两国的大学均经历了对原有大学进行改造,建设新的大学制度的改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对美国大学制度的学习与借鉴值得注意,尽管这种学习是被动的,但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1946 年的《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影响到战后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有关教育法令,通过这些法令,民主特征在日本大学中日益明显,为此后日本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张、大学类型的多样化、大学管理的法制化与民主化等奠定了基石。

20 世纪60 年代,英国掀起了一场全面的高等教育改革,改革的标志是《罗宾斯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此次英国大学改革的政策基础,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大学的结构、职能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报告中关于各类大学的系统化发展,关于高等教育向大众型的转变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影响。

20 世纪60 、7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国大学制度的日益完善,在改革中整体性学习、借鉴别国经验的现象已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缺乏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相反,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大学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而这种持续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对各国大学的自发性改革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实现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的平衡是决定大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历来是各国大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但又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大学史上,控制与反控制、干预与自治之争贯穿于始终,也是促成各国大学改革的动因之一,而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历史上看,就大学改革而言,政府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在充分尊重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大学的发展。

(一) 尊重大学的自治权利和自主地位,是大学改革成功的前提

19 世纪初,拿破仑的改革确立了法国中央集权的政体,在教育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从而打破了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大学的自治传统。这种剥夺大学自治权的改革措施彻底打破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平衡,使大学团体缺乏自主权,从而丧失了活力而各学校均只对政府负责的格局也使大学团体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几于停滞,相互隔绝,缺乏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加之政局的混乱,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法国的大学机构都一直处于徘徊甚至停顿的状态,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了大学团体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下滑,造成法国原有的大学国际声誉日渐降低。直到19 世纪后期,在德国柏林大学的启发下,法国大学的发展才出现转机,经过一系列改革,法国大多数大学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学的自主权。经过19 世纪末的改革,法国大学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大学不再是培养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的机构,而在努力成为“强有力的科学研究中心”,教师的学术自由有所扩展,大学甚至一度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复兴”景象。

大学的改革必须在保持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政府对大学自治权的剥夺,表面上使大学能够更加服从和贯彻政府的改革意志,然而却违背了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失去自主权的大学也就丧失了大学的灵魂与本质,从而导致改革既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的利益需求,也不能使大学获得真正的发展。

(二) 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立法支持,是大学改革成功的保证

尊重大学的自治地位并非是要政府完全放弃对大学的合理干预相反,政府采取积极和正确的干预举措,引导和支持大学改革,也是保证大学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尤其是“二战”之后,在大学与社会联系日趋密切的时代背景下,大学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自发性改革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之需,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已经成为影响大学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政府通过制定导向性政策、颁布相关法令等方式为大学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积极发挥对大学改革的引导性作用。“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各界对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科研工作的重大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1945 年《, 科学:无止境的疆界》报告呼吁联邦政府应高度重视大学的科研职能,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政府期待大学能够在各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这势必涉及大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政府意志与大学学术自由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灵活的措施,制定了合理的科技政策,从而既实现了鼓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现实目的,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显示出政府与大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府对大学采取的导向性资助政策,既促进了科研活动的繁荣,提高了美国的科技水平,同时也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这种“宏观引导、微观放开”的资助政策对“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精髓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借助立法来支持、鼓励和规范大学的改革,是现代社会政府对大学改革进行合理干预的重要途径。在西方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日臻完善的背景下,法律手段在大学改革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其作用也更加明显。可以说“, 二战”以来西方各国开展的几乎所有大规模改革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立法活动作为支撑。法律、法规已经成为对现代大学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引导力、推动力和规范力,也是当代政府与大学改革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

从近代以来西方大学改革的历史来看,政府在对待大学改革的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护大学的自治权利与自主地位,在尊重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从社会和大学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运用政府的公权力合理引导、鼓励和支持大学的改革,制定科学的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规,保证大学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正视借鉴与创新、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是大学改革需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首先,大学改革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学改革需要在积极吸收、借鉴别国大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现实需求,创造性地开展改革,如果仅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别国的改革经验与改革措施,而缺乏立足于现实的创新,大学改革同样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19 世纪以来,美国大学在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令人瞩目,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研究型大学等大学类型都是美国在吸收别国经验基础上的创举,也都具体体现了美国大学改革的创新精神。以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开展为例,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开端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其影响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代表,而研究生教育也发达起来,并至少在研究型大学中成为学校发展的重点。研究生院是美国在学习德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它源于德国,又不同于德国,按照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的观点,大学应该对人类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包括理论创新,也包括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与社会现实脱离的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是服务于美国社会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学。它比德国大学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使研究生教育摆脱狭小的实验室和个人研究的局限,消除了学徒制的残余和纯理论研究的片面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以研究生院为代表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是美国大学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西方其他国家大学改革的历程同样体现出创新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缺乏对外来经验的学习有可能使大学的改革失去方向而多走弯路,那么,缺乏对外来经验的扬弃与创新,则会使大学成为简单的复制品,缺乏应有的本国或民族特色,最终也将导致大学改革失败。

其次,现代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处理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改革进程中秉持和弘扬大学的传统内核,这是永葆大学生命与活力的精神源泉。

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知识的保存、传播、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文化的国际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但大学绝不能因此而成为社会现实需求的简单回应,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重要使命应该得到永久性的坚守,并在变革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实。洪堡为柏林大学确立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在当时使柏林大学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而且直到今天也依旧是指导大学科学发展的理论精髓。

纵览19 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以科学的精神和正确的态度对待借鉴与创新、传统与变革的辩证关系,是西方大学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值得其他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国家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

四、逐步完善大学职能是体现大学改革现实价值的有效途径

教学是大学的生命。19 世纪以来,在西方大学的改革中,教学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教学方法而言,德国大学中习明纳和研究所的普及改变了大学传统的授业方式,培养了大批具有科学精神与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而美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推广研究性学习方面所做的努力,大大改善了20 世纪后期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水平。就教学内容而言,课程体系的调整贯穿于各国大学发展的始终,如伦敦大学在创办之初,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需要出发,对英国大学的传统课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神学排除在课程之外,转而重视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开设了大量实用课程,教学上采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授课。伦敦大学的教学新风带动了英国其他大学的教学改革,甚至波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校。19 世纪后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均加强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而推动了英国大学的整体进步。从课程学习模式来看,20 世纪70 年代,哈佛大学率先开展了“核心课程”改革,改革所体现的教学理念,以及改革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和广泛影响,也都反映出教学、课程等方面的改革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科研是大学的灵魂。19 世纪初,柏林大学在洪堡的影响下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将科研正式纳入大学的必需范畴,使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当然职责。在柏林大学的创办者看来,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科学研究的倡导成为柏林大学成功的主因之一,而柏林大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的推崇方面。美国从19 世纪后期开始建成的“研究型大学”,也因其倡导科学研究、实施教学与研究并举、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重视基础研究而迅速成长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旗舰。20 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水平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与其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服务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19 世纪以来,西方大学的改革史,就是大学通过对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使大学通过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广、更好的服务,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渐进式过程。这一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归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方面。从1862 年《莫雷尔法案》颁布始,美国大学率先开展了服务社会的改革尝试,此后,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改革又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这一系列改革在美国乃至世界大学史上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使大学彻底摆脱了“象牙塔”的束缚,得以直面社会生活。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也标志着高等教育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西方各国大学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大学基本职能的平衡与整合。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大学展开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改革。20 世纪70 年代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本科教育改革过程中,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改革的中心议题是发挥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优势,积极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大量具有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和科学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以科研促教学,通过教学培养科研后备人才,体现教学的价值。从结果来看,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大学中原有的轻视教学、轻视本科教育的格局有了明显改观。

19 世纪以来,特别是20 世纪,西方大学的改革丰富了大学的内涵,在明确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将这三方面职能进行了有机整合,从而保证大学效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这也是二百年以来西方大学改革的基本经验。

注释:

①Daniel Fallon. The GermanUniversity[ M ] . Boulder,Colorado:Colorad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 9.

②弗·鲍尔生. 德国教育史[ 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