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的这个夏天，当许多东德难民涌入西德使馆，从而导致一场势不可挡的难民大潮的时候，身在中国的我们，每天就象看一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一样，关注着遥远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的中国，也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十月一日，当前东德党的首脑克伦茨到北京参加建国四十周年庆典时，据说还曾向中国面讨“中国方案”(chinesische Loesung)的机宜。但几乎就在同时，到东德参加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国庆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在东柏林向前东德领导人发出了“谁最后参加改革，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Wer zu spaet kommt, den bestraft das Leben）的呼吁。一个多月后，长达二十八年横亘于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终于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不但成为东德难民大量涌入西德的，而且也成为东西德统一的前兆，尤其是成为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亡、冷战结束的的先兆。又过了一个多月，罗马尼亚前首脑齐奥塞斯库被枪杀身亡，更是成为这段历史中除了苏联消亡之外，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过去两百年：暴力还是蚕食？

二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可以有许多种视角会回首和审视这段历史。依然抱有极左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们，可以从中“反思”东欧为什么会消亡，其间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具有自由派思维和情结的人们，可以再次“欢呼”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但若纵观过去两百年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探索和付出的代价，如果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融合的进程上来看，也许会有另一层思索。

在过去两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两者虽水火不容，但其实却各自反映了对人类不同的精神贡献：前者主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乃至贪婪，而后者则着眼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以某种形式如影随形。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马克思和拉萨尔两个派别，前者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而后者则主张融入资本主义议会体制，蚕食般地将社会主义理念架构到资本主义体制中去。

今天回首看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分歧，拉萨尔的部分理念已透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体现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之中；但在当年，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包括议会体制）尚不完善，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选项之一，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暴力革命派，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胜利和后来一大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模式灭亡：历史的必然

从理论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相距社会主义真正的理念已经甚远。除了计划经济之外，对人民思想和个人自由的钳制，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真正自由解放的理念完全完全背道而驰；而一个经由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公平，也绝非当年为改善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灭亡乃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灭亡，则绝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失败或泯灭。相反，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经历了过去两百年意识形态的血雨腥风之后，二十一世纪其实是人类的融合世纪。一如过去百年，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拯救曾经濒临崩溃的原有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到了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与原先苏联模式中的专制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国两制：两大体制互动第二回合

    撇开这一点，就时空背景而言，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其实只是过去两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十二年前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主权而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两大体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产生的微妙互动，则是两大意识形态互动的第二回合的开始。这个回合的过程和结果目前还难以预计，但陪伴、关注和推动这一互动过程，却将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