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三十年，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为了寻找改革的原点，更是为了从原点重新吹响改革的集结号。 

 改革三十年是成就卓著的三十年。它不只是让国民告别饥寒交迫，不只是创造足以举办北京奥运会、足以抗击汶川地震的强大物质基础，本报发布的年度人物榜单和精神成就榜单，无可辩驳地标明了改革三十年的精神海拔。

  而无论物质的海拔还是精神的海拔，原点最终都是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的歌调，让我们无限神往改革之初的流金岁月，而那流金岁月，都是解放的岁月；那些欢快的歌调，流淌着的其实都是解放的狂喜。 

 人的解放，正是改革之初的时代主题。单单是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就使千千万万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生涯，而重获平等的公民权利，重获做人的尊严，重返社会的公共生活。 

 弱者的权利状况才是丈量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尺度。千千万万贱民重获解放，这是改革之初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写照，也是中国社会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好写照。

 改革之初的中国，物质上千疮百孔。改革能够强势推进，靠的不是物质，靠的是当时的人，千千万万重获解放的普通人。改革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它勇敢地修正了过去时代的致命错误，那就是人的压抑，人的屈辱，人的锁链。锁链一旦砸破，人一旦从压抑和屈辱中解放了出来，人的创造活力，人的进取激情就最大限度地爆发出来，有如核聚变，那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不难创造。

 所以，那时我们穷，但我们照样创造出农村改革的神话；那时我们穷，但我们照样让特区崛起。那时我们穷，但我们穷的只是物质，在精神上、道德上那时我们是富足的，精神上、道德上的富足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信心，从而给了我们力量，我们才勇往直前。

 作为历史主体的国民，只是在改革之初，才真正回归了历史主体的位置；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只是在改革之初，才真正起到了作用。而这一切莫不得自人的解放，莫不得自社会权利结构的调整。社会权利结构的调整不只让老干部受益，不只让知识分子受益，不只让这些社会精英受益，更让普通人尤其是过去时代的贱民受益。改革之初的帕累托效应首先不是表现在经济上，而是首先表现在权利结构的调整上。这才是三十年改革的原点。

 这也才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最后三十年的起点。

 现代文明的演进，似乎以两百年为时间单位。法国革命播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经过了整整两百年，才终于成为公认的普遍价值。而从鸦片战争算起，如史学大师唐德刚所说，中国要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要通过这著名的历史三峡，到2040年，也正好两百年。 

 两百年的苦斗能否开花结果，一个古老民族能否浴火重生，惟取决于最后三十年。而这最后三十年，恰恰可能风险最高。全球金融风暴拔地而起，而且必将引爆内生危机。我们民族面临大考。 

 对任何社会体系的有效检验，都是看它如何渡过险关。改革三十年也需要通过这次大考来正名。改革三十年固然硕果累累，但不受制约的权力扭曲改革，令改革蒙羞，令改革成为某种程度的争议话题，却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用改革的精神对待改革，就应该正视这个事实，正视改革的异化，正视改革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悲欢、他们的血泪，都应该成为评价改革的尺度。 

 改革就是修正历史错误。新一轮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改革异化的否定，意味着回到改革原点，也就是回到人本身。通过社会权利结构的调整，让国民在心中重建对于国家的认同，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有道德感召力的国家，这样做去，才能像当初抗震救灾那样凝聚全国人心，才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击正在聚集的十八级台风。我们也才能最终穿越历史三峡，扬帆直下，最终汇入浩瀚无际的蔚蓝的太平洋。

 （原载于2008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