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殷海光先生曾经在半个世纪前说过，凡是崇拜与迷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的脑海里大多是等同于灌过浆糊了，再要与他们论理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欧美文化影响，不懂逻辑，你其实是很难跟他讲理的。他动辄一个“圣人王”，又是一个“先圣曰”，简直不可理喻。以圣人的话代替真理的探讨，话到圣人这里就算终结了，无需再探讨了。其实中国当代所谓的大儒蒋庆先生的大脑就是被灌了最多浆糊的人。当然也许不是，只是故弄玄虚，另有其他的功利上的图谋也说不定。他说，圣人的话只允许大家背诵与崇拜，绝对不允许后人来质疑与探讨。新的蒙昧主义昭然若揭。其实故意不讲理与不会讲理，常常就是所谓的“国学家”们的共同特征。

在传统文化中浸泡太久的人，同时又没有基本的逻辑素养，他们每每说话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殷海光先生作为逻辑学家对这种不讲理的现象，和不讲理的人，有过一番高论。他是这样分析这其中的原因的：“中国的传统重讲道德，讲礼，但没有讲理这一格。中国出过伦教家，出过礼法家；但未曾出过欧基理德（EUCLID)，未曾出过亚里斯多德（ASISTOTLE)；至于像近代的培根（F.BACON)，现代的爱因斯坦（A.EINSTEIN)和罗素（B.RUSELL)这类的人，更未曾出过。所以，过去的中国人还有讲道德的；讲礼的人则遍于社会上下。谈到讲理，自古到今中国一般人还未上第一课。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理’，当然不是宋明理学中的所谓‘理’。宋明理学中所谓的‘理’是出自‘性理’的‘义理’。这是科学前期的玄谈，越谈越糊涂。在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万分困难。”（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版，第392页。）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也是一个身份制度等级森严的社会。如果年轻人与老年人论理，就是不恭敬，如果下级向上级据理力争，也是大逆不道。学生与教师争辩，儿子与父亲争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的道理是按照身份的级别来论价的。身份地位高，真理似乎就多，身份地位低，则“人轻言微”。这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做儿子的在父亲面前，话还没有说，则已经错了。在权势面前，只有顺逆之分，而无正确与错误之别。无论地位高低，只有顺从还是违逆之分，决无讨论的真理标准。一个不会讲理的民族，一旦缺乏道德约束力与礼仪制度破败了，就变成无德，无礼，更无理的社会。既没有道德，也没有法治秩序。一切只看权势利益的大小，一切以这个为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指望讲什么理？一个不讲理的传统文化，你又怎么可能指望大家真正献身于学术思想事业的建设工作？学术思想的大厦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因此殷海光先生感叹：“在没有讲理传统的社会中，愿讲理尤其是能讲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而难以与之讲理的人则反大占势力。所以社会愈弄愈糟。”（同上书，第393页）

殷海光先生列举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容易培育出三种不讲理的人：第一种是拿枪杆子的人，特别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你是很难与之讲理的。这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偏偏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就是只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就是一切，有了成功，则其他的道理不用说，都是你对的。如果败了，则一切都玩完了。再好的人也只能充当“寇”的下场了。因此中国一向就是“枪杆多者，大不讲理；枪杆少者，小不讲理。”（同上书，393页）枪杆多少与讲理多少成反比；枪杆愈多者，讲理愈少。崇尚暴力，用枪杆子说话，先是用枪杆子建立政权，然后再用专政来说话。中国人的真理观就是这样被践踏了的。数千年来莫不如此。第二种不讲理的人就是御用文人，这种有恃无恐，虽然是拿笔杆子的，但是仗着笔杆后面的枪杆子，“号令一下，万笔齐发，冲向目标。首当其锋者，大有‘万箭穿胸’，百刃交加，中镝而亡之慨”。（同上收394页）。这种文痞文匪，常常就是借用圣上或者圣人的话，动辄教训胆敢与之辩论的人。第三种是貌似讲理，并且经常一本正经地给你讲理，其实是自以为真理在握，不容别人质疑，自以为有为别人立法，别人立命，甚至为天地立法的才能与资格。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话，他就把你贬得一钱不值，说你“慧根不够”，缺乏“体悟义理”的天赋与能力，甚至把你说成是“离经叛道”之徒。这种人往往容易发展成学术思想上的学阀与学霸式的人物。

真正的讲理，只有两个标准：第一他是以经验事实为证据的，第二他是遵守逻辑规则来讲话的。而其他那些诉诸传统，诉诸权威，诉诸教条，诉诸风俗习惯，诉诸暴力，诉诸情感，诉诸立场或者利害关系及多数人赞同之类，都不是在讲理。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的人往往喜欢用后面的那些东西作为论理的证据与手段。“文革”时，人们写文章作报告，经常喜欢用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就是不讲理。在这样的话语句式下，是没有任何讲理的余地与空间的。稍有不慎，对方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你打倒。不讲道理的文化，已经把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个大脑里灌满浆糊的人。不是托身于圣人与伟人身后，就是借助愤怒的情绪，然后就是暴力崇拜。你说中国在这样的文化里还有什么民主法治的可能？要有民主法治，中国人先得从传统文化的陷阱里跳出来，先普及逻辑常识，学会用切身的经验事实来说话，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说什么，用真诚来对待自己的片面认识。不要故弄玄虚，不要见风驶舵，不要说鬼话，讲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不要把自己放置于一贯正确的立场上，要学会互相平等地探讨，多讲理。一个法治秩序社会才有可能建立得起来。

200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