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就见到了刘涛先生的新书《头等强国》，一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该如何说，如鲠在喉，很不舒服。听说如今有很多人在做“头等强国”的梦，我没有见过，只是耳闻。有梦想当然是好事，总比浑浑噩噩好。我虽然没这样的梦想，但也不会反对别人有梦想。

直到看到国家统计局9月7日发布的一个报告，我才有了一点发言的欲望。这个新闻透露的是个喜讯，标题叫“我国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说的果然是我国在2008年底终于从长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显然和“头等强国”的梦想还很遥远。

报告中另外两个数据，却又似乎显示出一些“头等强国”的气派。一个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有6.13万亿元，60年间增长985倍；另一个是外汇储备60年增长了近14000倍。财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还有一大笔非财政收入，数量也与财政收入不相上下。一个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国家，难道还不算“头等强国”吗？当然不算，因为还有另外的数据制约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60年间仅增长了18.5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较这两组数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头等强大的政府，大致是没错的。这个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都要强大，但头等强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背后就能成长出一个头等强国。近几十年来，有句口号一直很流行，叫“国富才能民强”，大家天然认同这个逻辑，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细究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能都与这个逻辑有关。

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汉语的模糊性，使一个中国古代的常识性理念，就这么悄悄地被改头换面了。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比如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人们常言康乾盛世，岂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动足了脑筋。有学者作过统计，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过天下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4年多的全年财政收入。而乾隆更厉害，曾先后5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据黄仁宇计算，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1/30，可见“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民富才能国强”曾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政治伦理，今天却被各种花哩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了社会危机呢？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的，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甚至盼望这样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据说刘涛的这本书，引用了很多方法来分析中国成为头等强国的可能。其实，中国能否成为头等强国，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与人类经验真正形成呼应，这个梦想才可能有基础。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把政治或经济说得越来越复杂，而是如何说得越来越简单，因为问题往往出现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比如，成为头等强国首先得有“头等强民”，没有这个基本逻辑的认定，谈得再多都是枝节问题。枝节越多，人们越糊涂。

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今天表达得越来越复杂，不过是权力隔绝民众的一种技巧。人们研究究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模糊事实，或者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呈现一个社会的真相和对未来的远见。但学者们却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的学问又怎能配得上政治、经济这样美妙的词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