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财政都是其命脉之首。在世界各国，立法定税收、税制，审议和批准预算都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对政府履行监督职权的重要内容。但就是如此重要的两样东西，在我国却长期遭遇无法可依的难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财税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权阻碍法律的问题。现有的财税法体系，要么立法层级太低，大量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甚至连行政规章也没有，随意性很大。比如，我国中央政府近年财政转移支出约在1.5万亿到2万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到40%。如此巨大的数额，居然没有一部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连一部行政法规都没有。
不仅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权过大的问题，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非常巨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在银根紧缩、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一些制度性减税措施出台(如3月1日以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等)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财政收入33.5%的高速度增长，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分别为10.4%和6.3%)形成强烈反差。这意味着，当前我们的税收存在巨大的弹性"议价"空间。长期以来，许多民营企业对于政府公关、关系成本过高的种种抱怨，事实上就是这种"征税(费)弹性"的一个见证。这既是腐败的温床，也是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的泥沼。
税收立法和执法的过程是如此，预算法定和执行的过程亦不容乐观。迄今为止，全国人大的预算工委大概只有20来人，要想审查国家每笔预算支出，基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且预算外支出现在都没有列入审批，不在国家和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之列。而西方国家议会每年百分之六七十的时间用来批准和审议预算，可谓事无巨细锱铢必较。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时下我们的税收和预算的法治程度十分低下。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应该从税收和预算开始，管好国家的钱袋子，就抓住了国家的命根子，也一举扼住了建设廉价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咽喉。政府如何征税、如何用税，牵涉的是公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事实上也是公民财产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涉及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它迫切需要我们，用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公民、新闻界和学界不仅要关心和监督政府怎么征税，也要关心和监督政府怎么用税，共同督促政府和立法机构，推进财税立法进程，规范和监督政府依法征税、依法用税。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在这5年，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在内的全社会合力，是财税法治的希望之光。一个国家要想顶天立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财政、税收等上关国计下关民生的"顶天立地的制度"必须首先硬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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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约从财税制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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