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2008年3月20日“总统大选”之前两天，龙应台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让2300万台湾人思考的问题是：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早在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时，龙应台先生曾经为此写《今天这一课：品格》，其中讲道：“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2008年03月22日，笑蜀发表在《中国观察》一篇名为——《中国需要有职业水准的政治家》，文章虽然没有展开论述，同时也缺乏深度，但是，已经充分表达了中国社会对伟大政治家的渴望。刘军宁在《民主政治造就恭谦的政治家》一文讲道：“权力不受约束、选票没有价值的地方，就没有谦卑感恩的政治家，只有高高在上的霸主。” 文章最后说：“ 在民主政治下，理想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上不与民不争高低；在道德上与民不争是非；经济上不与民争货利。政治家越是感恩谦卑、忍辱负重，给无辜民众造成的伤害就越少。政治家和官员的腰杆是弯的，民众的腰杆才能是直起来。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谦卑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顺应了道；感恩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光大了德！”
　　在茅于轼2008年04月发表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政治家利益》，从三种不同利益的关系中讲到政治家的问题。
　　如果给一个确定的定义的话，政治家是掌握和运用公权力调节社会关系和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在人类社会不同的时期，政治家们都鲜明地保持着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和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方法。由于政治家掌握制定社会政策和决策的权力这一在社会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政治家群体成为对人民生活拥有巨大的和普遍的影响力的人物。同时，政治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组一有效的平衡力量。从上饿会运动的角度讲，政治家是人民领袖和国家掌全人以及社会经营者。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政治家是指那些能够按照天道原则行为处事并且能够兼顾民众利益的社会治理者。历史上，中国具有发达的文官制度，以科举制度为核心表现。而在国家权力的更迭方面，则是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合二为一，武装力量是推动完成国家政权更迭的唯一渠道。
　　尧舜禹的权力禅让制，已经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自秦朝的统一帝国的形成到清朝在辛亥革命中瓦解的2300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权力是以“家天下”，
　　在20世纪，孙中山开辟了政党组织的先河。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13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 25日下午1时，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由昨日刚刚抵京的孙中山主持。 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宣言主张“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政纲共为五项：(1)促成政治统一。(2)发展地方自治。(3)实行种族同化。(4)注重民生政策。(5)维持国际和平。政纲删去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和“男女平权”等纲领，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大会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等30人为参议。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
　　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既可以看做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成果，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中国出路的结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了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于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基础的分散、落后以及社会上层建筑中根本没有相应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获得国家政权，最后都自觉地完成了政党组织的军事化，分别发展成为两大军事集团。国民党以黄浦军校的成立为标志，共产党以秋收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武装。20世纪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党天下”。
　　我认为，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三不曲。20世纪的党天下可以看做是21世纪民天下的过渡。而21世纪出的关头，则是中国大陆由“党天下”向“民天下”转型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最需要伟大的政治家。而伟大政治家的任务是：为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奠定公平制度基础。
　　到21世纪初的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社会在产生公权力的制度方面仍然沿用着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已经使得我们的国家严重缺乏政治人才。而一个缺乏伟大政治家和政治人才的国家，肯定也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同时，民风也会严重存在着缺乏爱心、关怀和相互帮助。
　　在21世纪初的时刻，中国大陆的伟大政治家必须从设计、制定和落实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制度开始。选举制度是中华民族新的政治文明形成的一个起点和入口。 
　　设计、制定和落实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制度，让一大批伟大政治家在中国社会中脱涌而出。首先需要有站出来提倡和建设这种制度的政治家。我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从现在仍然执政的共产党组织中诞生出一大批把民族利益、国家未来当做第一位重要的政治家。
　　从选举制度建设入手，是实现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入口。历史上，中华民族社会没有选举的传统、习惯和法律。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权力转移是采用的“禅让”，而自秦朝到清朝，统一国家政权的更迭无一另外的都是使用武力，而同一王朝的权力移交基本采取长子继承制合作依靠皇帝的遗嘱完成继承。“家天下”的权力交接方式。
　　在20世纪的中国政党政治体系中，政党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仍然依靠武力达成，而政党权力的继承基本延续了“家天下”的形式，到20世纪末，政党在权力产生、行使、监督、交接等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处在谨小慎微的研究、讨论和犹豫状态，致使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始终不能涉及根本性的问题。
　　任何一个政治家都知道，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国家还从来没有建立起依靠公民的选举而自由的选择执政者的先例。权力来源制度全部依靠自上而下的任命、分封、授受。现在，必须把权力来源制度进行翻新，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中国的政治文明和21世纪的稳定长远的发展。目前，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起以选举为基础的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制度，任何有条不紊地健全政策决策、监督、任期等等制度。把权力放在社会生活的最公开的位置上。
　　把中国大陆社会权力产生制度彻底翻新，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建设的最根本的方法。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至高无上的是皇权，改朝换代是依靠军事武装力量夺取的，在同一朝代内的皇权更迭，一般执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基础上的君主遗嘱制。20世纪里，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政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政治，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自己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两者都成为依靠军事力量和武装斗争争夺国家政权的政党。
　　设计公平的选举制度，迅速促使中国大陆社会形成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群体，这是21世纪初中国的一项十分具体的政治任务。政治家追求权力的精神同追求人类社会文明的精神相一致、相统一，只有如此，政治家才能够成其为的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有用的人。 伟大政治家必须是中国社会公平制度的设计者和建筑者。伟大政治家必须是文明价值的执行者和实在如一的贯彻者。我的看法是，伟大政治家即要在共产党组织中产生，也要在共产党组织外产生。
　　现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社会，是多么需要一大批伟大政治家做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啊。
　　我们的社会已经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关、如此众多的公务员队伍，但是，我们社会的行政效率又如此之低下、社会不公平又如此明显、人民群众需要解决和处理的问题又如此众多却无人问津等等。
　　我们的民族如此伟大而古老，我们的民族从近代开始又是如此的落后和贫弱。为什么？我们曾经寻找过许许多多的理由。但是，我要说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没有真正领导人民群众不遗余力的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发明的政治家，没有真正为了社会公平正义而无私的进行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制度建设的政治家。
　　伟大的公民社会，必须始于伟大政治家集体的形成，而伟大政治家的形成，则始于公平的自选举制度的确立。中华民族必须明白的一个真理是：盲目的赞美权力会使人民盲从和愚昧，依靠武力获得权力会让人民屈辱和野蛮。中华民族应该懂得一个道理是：一个缺乏伟大政治家的民族，是不会形成良好民气的社会。
　　政治家必须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榜样，具有无懈可击的社会公德，同时又能够明辩社会发展方向并且进行正确政策决策的人。两方面的素质，缺一不可。
　　汉民族国家在对待社会公权力和政权方面，还不成熟。一方面，整个社会缺乏民主制度的意识和法律和制度保证；另一方面，政党间根本不存在和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思想基础。
　　然而，此时此刻，“党天下”从形式和内容已经不能在中国大陆继续下去。权力的产生必须在公平的选举制度下进行，权力行使必须在严厉的监督制度下进行。在20世纪里，由于政党间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总的说，20世纪中国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文明的建设等方面，都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巨大的遗憾。但是，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社会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仍然落后。
　　在中国20世纪里，孙中山和邓小平是值得我们后人热情讴歌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和设计了“五权宪法”，虽然没有能够实现。而邓小平则有他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杰出成就。
　　在中国20世纪里，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必须接受历史审判的政治家。他们两人都曾经拥有过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1945年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不能够执行《双十协定》，又进行了中国历史上1946—1949年规模最大的内战。不管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个人荣辱如何，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却因他们的作为而饱受苦难。
　　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证明：政治家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与成熟的关键力量。
　　在政治文明的创造力方面，美国有伟大的先人，华盛顿、杰弗逊们不仅让美国人感到自豪，也是让全人类为之骄傲的政治家。不管他们存在什么样的个人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不贪恋权力，并且自觉的设计宪法限制权力。美国精神正是从1774年美国建国起，由《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奠定的。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学习、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政治文明遗产。
　　先进文化和公平制度是中国21世纪建设、发展与进步的两个车轮与两组缺一不可的动力。
　　从人类生活的自然逻辑来说，最先存在的是民族、然后是社会，最后是国家。但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衡量，我们必须首先造就一个伟大国家，然后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
　　因此，21世纪初中华民族伟大政治家的任务是，把中国大陆的国家制度建设好。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的台湾社会在政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当然，在人类社会，由人性与社会性的天然缺陷所决定，没有绝对理想的政治制度。社会需要公权力，但同时也必须监督和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传统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专权和滥权的国家，尤其缺乏对于权力本身的限制、监督和规范。
　　即使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权力的产生依然延续着自上而下的逐级任命制。任何一个地方的党权、行政权都来自于上级的任命，而辖区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权力任命之外，他们根本不能够自主的选择由谁来为自己当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选择。最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人民生活的相脱节。而选举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和健康的社会正常的政治活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只是人类历史上不具备现代政治文明素质的情况下争夺权力的方式，它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本质要求和社会存在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家，是一个必须立即抛弃的观念。
　　显然，没有公平的选举制度、明确的施政纲领和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国大陆就涌现不出伟大的政治家群体。所以，在呼唤伟大政治家的同时，必须制定出造就新型政治家的制度体系。在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制度下，产生出一大批充满着人文关怀、懂得这个社会实际需要和人类文明精神的政治家，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现在就需要去做的政治工作。
　　新型的政治家，他们不需要继续高喊这个“主义”哪个“思想”，他们只需要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一致。他们的政策只需要不遗余力的满足群众的合理的社会要求，他们的行为只需要明确无误的保证人民群众文明实践的成功。因此，选举是社会政治家产生的最好的舞台、渠道和方法。
　　根据200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家庭3.7亿户，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4人。就象3.7亿个中国家庭需要好的当家人一样，中华民族社会最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只有孙中山先生是致力于为中华民族国家设计公平政治制度以限制权力的政治家。因此，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在我们民族的范围内和政治史中，几乎找不到致力于建设一整套公平制度的伟大先贤。中国政治家的绝大多数是以维持自身权力为基本目的的政治家，
　　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必然是为结束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创造新的政治文明而生的一代。创造新的政治文明的任务并不难，难得的是拥有现实权力的政治家的勇气、无私和远见。
　　中华民族的悲哀有许多种，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人民永远无法制衡强权；中华民族的苦难有许多种,其中最为伺空见惯的是强权造成的苦难；中华民族的悲剧有许多种,其中最令人伤心的是人民总是接受胜利者的暴行；中华民族的落后有许多种,其中最使人愤恨的是都知道错在哪里却无法及时纠正。中华民族啊,又到了人民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时刻。直到目前，中华民族的政治家还仍然缺乏自觉地进行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建设。
　　权力产生制度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权力威胁社会平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权力产生制度的建设方面，必须由依靠武力“打天下”转型为依靠民主的“选天下”。
　　中国是一个有太多政客而少伟大政治家的国度。历史上，政客是由宦官、皇亲过戚、八股文人等充当的。20世纪中国的政党，同样没有较好的充当培养伟大政治家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军事战争完成了个就政权的更替，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执政的整个过程中，其干部制度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制。
　　“打天下”必须转型为“选天下”。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家们，必须立即着手研究、设计、制订、建立和实施“选天下”的制度框架。在21世纪初的这个关头，是中华民族发挥创造力的最有效的政治策略和平安的走向未来的唯一正确的出口。
　　把民族精神力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民族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经的事情并且知道怎样去做。我依然持这样的观点：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四位一体的社会力量是推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子曰：“政者，正也”。希望中国大陆政治家成为社会正义的化身和当仁不让的代表力量。
　　伟大政治家，给社会以活力，还民风以清明。
　　伟大政治家，给弱者以信心，给强者以善良。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已经历史地走完了改革开放时期之路。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里，从来都没有真正以民生为目的而作为的我政治家。帝王把国家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所以他们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客。
　　政治家的文明品格源自于：自由精神与科学知识。13亿中国人自由的发挥创造智慧所迸发出来的文明进步力量，会让世界刮目相看，并且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政治家应该是社会文明的典范和榜样。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社会，如果不具有一大批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这个国家肯定就不具备发展的“软实力”。
　　21世纪初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两个层面的政治问题：一是制定出一套民主选举政治家的公平制度；二是按着这样的制度选择能够领导和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政治家。
　　中国大陆：需要能够为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明奠基的政治家。而这块基石首先是公平制度的框架。

　　徐国进2008-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