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现代化，国民精神现代化至关重要；而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精神的充溢。但纵观中國历史的脉胳，理性精神真是少的可怜，而充溢其中的是非理性精神；这种非理性精神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四大主义”。

　　一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在中國可谓源渊流长。国家有国家的权威——皇帝；家庭在家庭的权威——家长；学校有学校的权威——孔圣人；而且各村庄也有各村庄的权威，在庙里供奉着，五花八门；就连厨房等也都有自已的权威——灶神爷。真可谓权威遍地，权威的神通大无比。这种权威主义“情结”导致的结果是：1、容易产生盲从现象。因为有权威存在，所以自已最好不要去思考，免得浪费时间；凡事跟随权威就是。2、容易产生依附心态。因为权威是万能的，又是神圣的，所以，寄托于权威是既“合理”又让人充满“希望”。3、容易产生反抗和斗争“情结”。一旦权威的神话破灭，权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时，权威主义“情结”所表现出的另一面就是反抗和斗争“情结”。当然反抗和斗争的目的并不是彻底地不要权威，而是为了树立另一个新的权威；而且这种为权威而战的心态在客观上往往会导致“过火”、“过激”行为。

　　二是血缘主义。血缘主义的核心是“基因中心论”；基因中相同成分的多少是决定关系远近的唯一标准，并且血缘统治地缘和业缘。血缘主义的泛化对中國造成的影响是：1、情大于理，法律意识淡薄。中國人常讲，凡事要合乎情理，但细究“情理”二字，终究是情在先，理在后。“游戏规则”固然重要，但面子与人情更不能不要；所以，“游戏”中自然是情为重，而“规则”次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意识的淡薄也就成了必然。2、契约意识是无根草。血缘是天然的“契约”，这种天然“契约”的价值将高于任何后天契约的价值。3、竞争精神缺乏。基于血缘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只能是“和气”而不是竞争；因为大家都是“一家子”，何必竞争。

　　三是机会主义。对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國，由于政治上的人治传统和小农经济的固有特性，使机会主义在中國处处泛滥。其直接的表现是：1、重短期行为，轻长期行为。2、重局部最优，轻整体最优。3、重个体最优，轻团体最优。由于钻空子意识太浓，所以，造成团体的监督成本高昂，不易形成理想的合作。目前，中國改革中所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等现象就是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

　　四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中國也是根深蒂固，这里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平均主义的影响主要有：1、在心理上易于滋生人们的嫉妒心态。不“平”则“鸣”，看见别人突出，就心理犯忌。2、在行动上往往产生“枪打出头鸟”行为。人们常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深层次原因就是平均主义的兴风作浪。3、在分配上总是倾向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上的无效率，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四大主义”与现代化所要求的理性精神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现代化要求自主、平等、合作、法治、竞争、勤劳致富等，而“四大主义”所表现的恰恰是相反的一面。所以中國的现代化，不仅存在物质建设上的巨大任务，而且有着精神建设上的艰难曲折。国民精神只有砸烂“四大主义”的枷锁，国家才有可能顺利驶入历史的快车道；否则，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在“四大主义”洪流的冲击下将难以得到有效建设；同时，任何外来的“主义”，也将会在“四大主义”的“淹泡”下，而变的奄奄一息，或是名存实亡。所以，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但要想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提是必须成为一个理性的民族。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仲共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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