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 “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
　　盖茨当然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表面看来，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他们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就通过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之外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其实也不在其下。把在市场经济中如此普遍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即广义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民主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理解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范跑跑为自己的辩护，就说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业需要他履行相关的“信托责任”。
　　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作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看管好他人的利益，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
　　这一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字，经营着巨大的教会财产。那些口口声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神职人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CEO。他们怎么能够一方面攻击财富，一方面又把握着巨大财富呢？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在清教传统中，富人的金钱不再是罪孽，而是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证据。他要替上帝好好看管使用，而不是什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套理论世俗化后，就渗透到西方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盖茨不是把他名下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而是自己业绩的证明。这种业绩，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了社会如此之大的信托。所以他才会把财富小心地还给社会。卡内基早就说过，那些生前没有把财散尽、带着万贯家资进坟墓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死后不会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从“天下为公”的传统中，照样可以发展出“信托责任”的理念。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