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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0)         
强国摘录(90)
[ 作者:谢昭武 笔名:觉远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401    更新时间:2008-06-15    文章录入:admin ]

 

  美国是一个程序社会,一切都要按预先设计、设定好的程序运转,一切以维护社会公共的秩序和善良风俗为出发点;而中国人重利益、轻程序,关注个人利益,轻视甚至无视公共利益与秩序,一切以“我”为出发点。在此还可以对冲突进行很多的细分,如:1、契约文化与利益文化的冲突,前者一切按说好的办,后者一切以能得到的来确定;2、程序文化与利益文化,前者一切都按在社会关系的交往中,一切按程序来走,后者一切根据需要来,根据实际得到的与可能得到的来确定我如何办;3、生命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与法律关系上的不同体现,“亲亲相隐”、“五听”制度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亲人、朋友犯罪不能相告,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人执着于“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不要你也应该给”、“我不做你也应该做”。4、在国家利益与法律面前每一个人的责任,美国人需要讲真话、讲诚信,而中国人对对国家、社会的真实与真诚的责任表现出本能的抗拒,一切根据需要来确定。
  ——《中国法律文化大讨论:利用规则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回归理性、再造人格,探索关系、创造规则》  邱旭瑜

  遇到纠纷美国人习惯理性地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哪怕这程序很繁琐、很冗长,都能耐心地接受,一切让法官说了算;而中国则人本能地从情绪对抗、暴力对抗、以权压人、以势压人,解决方式往往由一个重量级的、说了算的人来决定,如果双方都没有找到这个重量级的人物来让双方息事宁人,哪不管法院如何判决都是错误的。美国人让法官说了算,中国人则从纠纷开始想办法打败对方、压制对方、吓唬对方、威胁对方,等到不可收拾时,才开始寻找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能说了算的人,法院与法官是最无奈的选择。别以为能够帮助自己的、说了算的人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其中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人能压制住对方最有力量与权威的人,目的还是要让对方服从我。所以中国的法官是最不好做,只要判决的案件都是错误了、没有正确的,因为法院与法官无法判决让一方服从另一方。中国人太习惯于以原始的情绪与对抗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法制进程,不在于立法立得如何,关键在立人立的如何,归结成八个字:重塑理性、再造人格。其实就是要教育中国人放下原始的冲动和情绪,归依理性,再造中国人的个人人格、家庭人格、民族人格、社会人格、国家人格、国际人格,这既是法制社会的起点也是法制社会的归宿。
  ——《中国法律文化大讨论:利用规则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回归理性、再造人格,探索关系、创造规则》  邱旭瑜

  作为一名法律人,始终会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愤怒中,开始都以为愤怒来自于政府的腐败、法官的贪赃枉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化等等。愤怒与痛苦中经过数十年反省和思考才明白,我们直接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表面的,罪魁祸首原来是西方的法律文化。当找到了原因后,更为痛苦与愤怒的是无法表达,现在无论是从立法、执法、司法,还是法学法律的教育界,全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并在西方法律文化的熏陶成长起来的人。把外来的文化当作了圣经,而所有的错都是中国人的,政治体制、国民素质、文化的低劣等。殊不知,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法制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形象地比喻,在法制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还是个婴儿,每个人都不可以要求婴儿做什么,而是首先想的你应该为婴儿做些什么。在中国,99%以上的法律人,因为眼睛望着天,望着用西方的法律文化塑造出来的海市蜃楼般的远景,而忘记脚下的路该怎么走,集体掉进了历史和现实的茅坑里,近三十年来,不停地制造了一大堆的垃圾法律、垃圾法律文化、垃圾法律体制、垃圾的法律教育,到现在为止还天天制造一大堆的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的法律和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大讨论:利用规则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回归理性、再造人格,探索关系、创造规则》  邱旭瑜

  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好是好,但是客气点说,不适合中国,不客气地说压根就与中国就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与传统社会还是现实社会都没有关系。1、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制造英雄、制造圣人、制造圣主、制造领袖的历史,不管在任何时候,无法想象假如没有圣人,中国的历史会如何?一个没有领袖的时代往往就是一个没有创造的时代。2、五千的中华历史还告诉我们,领袖只能是由最有力量的人担任,只有这样的才无可争议,才有资格君领天下,否则社会一定会陷于混乱与动荡。3、五千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中国人只服从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哪怕错了都心甘情愿,如果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哪怕对的,都不愿意服从。4、五千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领袖,一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在其成长过程中打败了所有的对手,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领袖。中国人领袖人物不需要选举也无法选举,因为他早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在中国人看来,只要有竞争对手的人,一定不适合做领袖。所以竞选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选举是对人们灵魂、心灵、理想、美好的侮辱与践踏,无非是要强奸他们独立自主的意志。所以“三权分立”从来就与中国的历史没有关系,也与中国的现实建立不了关系,如果有如果强制推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多余的盲肠。全体中国人,首先是老百姓根本不会接受,都会排斥它、抗拒它、消灭它,强行推行必定引起全体国民的愤怒。
  ——《中国法律文化大讨论:利用规则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回归理性、再造人格,探索关系、创造规则》  邱旭瑜

  随着历史步入信息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都在也都将发生深刻的革命和变化,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重新作出选择,对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经济、政治、政府、民主与法制、司法,人性、人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必须重新认识与定位,绝对不是立一个废一个那么简单。
  现在的世界已经到了不能在打倒与推翻的基础来创造什么、建立什么,而是要在什么都不破的基础,认同一切认可一切接受一切的基础上再创造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尤其是在思想界与文化领域,根本无须考虑废除什么,也不能考虑废除它,因为任何的如此考虑都将人类带来灾难。人类已经到了只能在已有的、既定的基础创造一切的时代了,这就需要人类有比我们的祖先更高超的智慧与思想。那种一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价值消灭另一方的动物世界级的智慧,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的新发展了,这也就是美国越来越不受世界欢迎的原因,中国越来越受世界的认同、认可、尊重与欢迎的原因。
  ——《中国法律文化大讨论:利用规则的力量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回归理性、再造人格,探索关系、创造规则》  邱旭瑜

  理论上来说,民族的品格当然是来自于大多数人的品格特征,如果一个民族缺乏诚实、勇敢、坚强和忠贞等品质,那么这个民族注定会成为其他民族嘲笑的对象,而且这种品质还会流传给下一代以至于造成整个民族精神的败坏。哪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了品格的支撑,就必定会走向没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有感于民族品格》  袁粼

 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一样,要维护自己的品格。在一个制度化的政府统治下--每一个阶级都或多或少的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民族的品格必然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品质。决定个人品格的道德品质也决定着民族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那么她就会被其他民族所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她同样必须具备尊重别人、遵纪守法、自我节制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追求感官快乐、比金钱欲和物欲更高尚的品性,那么她就只是一个可怜的生物群落。
  和每个人一样,一个民族也要从她所属的那个优秀的种族的感情中获得支持和力量。民族是自身的伟大的继承者,她必须使自己的荣耀永恒的保持下去。一个民族必须有值得回顾的辉煌的历史。它会使现在的生活稳定,提升和支持现在的生活。通过对先人的光辉业绩、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磨炼和所取得辉煌成果的回忆,来照亮和升华现在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经验财富,如果得到巧妙的运用,就会促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滥用或误用,就会导致空想、迷惑和失败。和人一样,民族也会在经受的磨炼中得到净化和变得坚强。使民族的品格得到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磨炼,往往是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或许会深深的影响民族的品格,但是,对民族的品格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经受的考验和磨难。
  ——《民族的品格》

  日本学者藤原正彦就说过,国民的文化教养和道德水准也是国家的国防力。他认为,明治维新以后,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没有动用武力将日本殖民化,归因于当时日本人拥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和道德水准。
  ——《中国没有软实力?地震昭示道德力也是国防力》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多难兴邦”几乎成为国人共同的愿望与期待。然而,我们是一个多难的国度不假,却从来鲜见真正的灾后兴邦的影子!为何?我们从来都缺乏发自内心忏悔与罪感!一个缺乏反省、缺乏发自内心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可能从灾难中提升灵魂,不可能从灾难中进行制度革新。我们习惯了歌颂与遗忘,通过塑造和歌颂英雄(我们固然不乏这样那样的真英雄)来掩盖自身的无能与罪责,然后在遗忘中不断地重蹈覆辙。悲剧很快会被遗忘,一些人却在英雄的加冕中加官晋爵。
  今天,在苍凉的地震和心灵废墟上,我们终于听到了灵魂深处的一声呐喊。它是我心灵深处的地震。然而,这样的声音太个体,太微弱。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反思与忏悔;同时,更需要的,是作为国家和民族心灵最高形式——制度的反思和改进。然而你会发现,一切依然如故,“体制”依然麻木。
  ——《没有忏悔和罪感的民族不可能劫后重生》  童大焕

  官场潜规则,说到底,就是民主政治的拦路虎、绊脚石。
  腐败一直令草民万痛恨,而腐败不过是官场潜规则的表象。通过潜规则上路,尽管不排除有也有好官,但总的来说,出的是庸官、贪官和奸官。道理很简单。为求官花了钱,必定要从公民身上刮回去。做赚钱的买卖,没有几个人愿意干。潜规则盛行,国家的法律就不可能得到尊重。法度废弛和一些官员带头违法乱纪互为因果。官不正,民不顺。
  打破官场潜规则,无非是靠三点。一是明明白白,公开化,把干部选拔的事放到阳光下进行,杜绝暗箱操作。一是公平、公正,这不在于条条框框上下文字功夫,而是要有很好的执行程序。一是要有监督。没有监督,犯规者就一定屡屡出现。一个人犯规无事,那会有更多的人犯规。
  ——《省委书记承认官场存在潜规则之后》  航亿苇

  任何好的做法,进步的做法,都值得肯定。
  但是,一些真正好的理念、措施和方法,与潜规则针锋相对,格格不入。这其实是你死我活,不见硝烟的战争。在既得利益者看来,你打破官场潜规则,就是打碎他的饭碗,他岂能不拼命反制?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之路步履艰难的原因。
  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处,那就是历史的包袱。20世纪中的几十年间,我们把斯大林那种错误的专制当作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每每到了社会变革的时候,就有人拦路高喊:还要不要社会主义了?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吸收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成果,摒弃那些落后的桎梏。惟如此,方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那些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却总是把落后的东西当成神圣的经典,跪拜在旧思想的樊篱中,自己不肯向前走,也要把别人的手脚捆住。
  潜规则的维护者正好利用了教条主义者的那种痴迷,为他们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空间。社会主义由人民当家作主,被他们篡改为由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由人民为他人自己、家人及小集团服务。
  ——《省委书记承认官场存在潜规则之后》  航亿苇

  法律是积木堆起来的。一些人违法不被惩罚,那么就有更多的人违法。你挖国家的墙角他挖国家的墙角,纵然是铜墙铁壁打造的大厦也有倾倒之日。
  ——《奥巴马对中国的提醒》  航亿苇

  人类社会,善与恶永远并存。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做到真正高尚纯洁。只不过有的国度,什么都可以曝光,有的被虚假宣传掩盖住而已。被曝光过度,有些人会很不舒服,但公正和正义会变得更加强大。
  ——《奥巴马对中国的提醒》  航亿苇

  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应当积累更多的集体智慧。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就应当坚决地反思,坚决地加以变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曾有过盛唐梦。李世民为什么能够伟大?因为他虽然是皇帝,懂得尊重法律。魏征有时让他气得吐血,恨不得杀死魏征。但那没有那样做。他给大唐留下一套有一定法律保证的政治制度。只可惜那仍是专制体系下的政治制度,没有长期延续的能力。这是中国的历史遗憾,但又说明只要我们有心去做,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被梳理得比较顺畅。
  ——《奥巴马对中国的提醒》  航亿苇

  创造力也是一种思维能力,它并不是漫无边际、天马行空式的创意,而是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新事物、帮助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但相对来说,并不是比较聪明的人,就一定有较高的创造力。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有成就的人,本身智商不一定很高,书也不一定读得呱呱叫,但因为他们点子多。心思巧,遇到问题决不放弃,所以成就反而比一般人高出许多。        
  知识与思维有密切的联系,但决不是同一个东西。有些孩子非常善于思考,很有创造力,但在校的考试成绩可能很一般;有些孩子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不善于独立思考,没有创造力,所谓“高分低能”就是指这类学生。因此,孩子读书。学习,有着双重的目的:一是掌握知识,一是发展思维技能。大多数父母和教师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但教授一门知识课的更为重要的意义恰恰是为了使孩子的思维技能得到发展。“教育就是叫人去思维”,这句话很有道理。
  ——《教育就是叫人去思维》

  我们必须懂得和认清,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不是来自于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帮助和支持,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永远首先来自民族自身伟大的精神素质和高尚心灵,尤其是政治家们的伟大品格、公平作为和无私奉献精神。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徐国进

  在中国20世纪政治形态的变化中,通过辛亥革命实现了政治体制的由家族为基础的皇权专制转型为以党派为基础的政党专制。政党——这个在西方国家本来作为社会民主工具的组织,在中国却成为垄断一切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机构。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徐国进

  我们可以把政治看作是社会政策和文明理念的竞争活动。一党统治的国家恰恰在于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竞争的环境和氛围。恶果是:政策成为特权阶层的工具,人类文明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得不到有效的伸张、文化控制成为整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劳动创造的根源。
  开放的政治系统是中华民族形成良好的精神素质的关键。可以说,在20世纪,我们的民族国家没有文明的政治活动,有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战争以及政党统治下的内乱。政治活动必须成为一种在公平法律条件下的社会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交锋,在这些政治活动中,让人民群众分清是非曲直并且选择文明的理念与正确的政策,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徐国进

  中国大陆社会的文化专制从1957年“反右”开始。现在,共产党需要为中国全新政党制度建设做必要的法律准备和思想准备。否则,以中国这样的一个缺乏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国家,一旦共产党失去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然存在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
  失去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而权力失去人民监督,是从剥夺人文知识分子的发言权做起点的,从1957年,中国社会就逐步失去了良知,从而也逐步失去社会良心,普通的人民群众也逐步失去了判断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标准。他们只有跟着强权走,当权力陷入邪恶后,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现实的力量和有效的方法进行抵制,只能听任邪恶权力的胡作非为。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徐国进

  21世纪初,中华民族仍然需要从文化方面入手,培养和造就伟大的民族精神。这需要诞生和出现先进的政党组织。人类文明的价值原则和理念的传播、接受、确立是需要条件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明胚胎的发育十分脆弱,在中国尤其如此。政治权力必须以保护文明的发展为己任,而不是以保护自己的权力为目的而扼杀文明的生长。
  中华民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依靠科学精神进行劳动创造的民族。21世纪中国才有希望。不平等固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消除的现象。只有那些完全根源于个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差别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任何由于制度的缺陷、政策性因素造成的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都必须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并且必须加以根除的。
  不具备伟大精神品格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发展动力和能力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强权的控制下生存的太久。 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精神现代化问题必须提到社会建设和文明进步的日程上来。或者是,对于中国,中华民族的精神现代化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公元前550年前后二三百的时间中,即中国历史的春秋时代,汉民族曾经产生过老子、孔子、墨子等许多寻找人类生活真谛的伟大思想家。然而,他们的光辉思想最后被淹没在家族皇权专制的社会体系中,就联被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也不可能贯彻到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20世纪,当孔子儒学彻底崩溃后,政党为中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义,主要包括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但是,20世纪历史毫无例外的证明了“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失败。我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充分证明着和证明了汉民族在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政治权力的失败。一个在政治上和政治权力方面不能够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国家,就不会具有自身的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结束后,中华民族必须再一次从精神上重新寻找自身社会的发展动力、方法和道路。这一次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辟的20世纪完全不同,21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必须转向真正的文明。这些文明的精神素质如下:1、劳动至上、发明创造至上的观念,以科学、知识、技术为先导的诚实劳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由此出发形成中华民族的创业精神;2、在爱护自然界和生存环境为前提条件下,一切社会活动以同自然界的和谐为目的;3、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相互关怀、尊重、包容、爱戴等道德理念;4、政治体系建设以给予人民自由、民主、公平为目标,5、文化发展以共生共容的多样化为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没有社会政治的真正开放和进步,就没有办法真正培养起整个民族的伟大的精神品格。因此,在21世纪初,一切觉悟了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去呼吁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造。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素质形成的起点必须从破除强权、明辨真理的公平制度建设开始。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徐国进

  梁启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五十年来中国人的学问进步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要成就大师,一定要有选择那些有学术天赋的可造就之材来锻造。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要成就大师,一定要有浓厚的学术环境。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天才往往不是全才,而可能是一个偏才、怪才。全才往往是做不成天才的。但是,目前,我们的教育选拔方式就是要样样齐全,越是薄弱而头疼的科目越是要你去认真学。这样的教育体制其实是在做一种扼杀人才的工作。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大师级学术人才的成长,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大师,便没有大学,无论楼建得多高多漂亮,都是毫无意义的。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学术思想的研究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可能是短时间里就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工作,必须长期专心致至,而且即使一生专心研究仍然不够,还需要有世代的学术递队。以老带新,承上启下,不时有新鲜血液,让新人带着新的思想火花进入学术研究的园地。学术是一个需要专门训练的工作。学术人才必定是要有专家引领,精心培养才会有的。作为学术前辈,及时发现具有天赋的人才,然后大力培养,提携新人,是很有必要的。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近现代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根基十分薄弱,因此中国的学术思想一定要时刻与国外最先进的国家保持联系,形成学术交流的制度与传统。只有不断持久地保持联系与学术交流的传统与制度,才能够慢慢与世界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接轨,不但在直接的学术研究成果上与他们接轨,而且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与学术研究的风气、制度及大学的研究精神方面也向人家看齐。万不可为了中国的面子,故意另搞一套,甚至企图以国学来掩盖这种学术研究的薄弱。这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在学术思想研究领域养成并保持向世界一流的国家的一流的大学开放的传统。封闭起来搞学术研究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间学校,甚至一个学科,只有不断接受新的思想信息,不断地追寻学术问题发展的前沿,才会保持自己的先进水平与研究的生命活力。学术的生命在于讨论,在于不断地接受挑战,无论这个挑战来自哪里,只要是学术标准上的,就应该谦虚接纳,认真对待,不论对方的身份资历来头如何。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政府不要对学术研究的问题干预过多。学术问题有学术问题的规律。学术研究的问题不是政府官员能够了解的。即使是由专家入仕途,也因为长期不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不可能有心思持久地追踪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因此动辄对学术研究问题指手划脚是不行的。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学术研究,科学发现的工作是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与独立的空间一项事业,是要有一点超乎寻常功利心的态度的人才能够潜心做好的。政府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干预越多,损害越大。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绝对不能够太功利,太实用化,太急功近利化。学术传统与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需要百年甚至千年轮回涵养的工作,是需要数代人持久专心、不断努力才能够见成效的工作。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的巨大差距。陈省身先生告诫说:“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中国不要说训练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训练成二、三流的科学也是了了无几的。
  ——《陈省身眼中的中国数学与中国教育》  许锡良

  今年是2008年,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情况,进行了官制改革。在那种官制改革的帽子下,设立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法院的大理院。离现在已经是100多年了。他们设立的大理院,就是按照民众的职业化模式来构建的。这个大理院的构建模式,很多理念比现代还要先进。比如说大理院的法官们是职业化的。据考证,大部分大理院的官员们都是法科毕业的,很多都是留洋毕业的。这从理念上来说是职业化的。
  从另一个理念来说,它是中央化的。所谓的中央化是什么呢?大理院的官员,包括各地的审判厅的厅长,全是中央任命不属于地方。也就是说地方各审判厅、各检察厅的官员们,他们的权限都是在中央不在地方。可以发现,100年前改革的理念都是比较先进的。
  在宣统元年,它的管理是法部进行管理。司法行政归行政部门管,叫做“法部”。不像我们现在是归法院自己来管。所以法部的用人是审判监察各个厅都是属本部直查所也,一般官员的任命皆归本部,与各行政官员向区别,各省一律照搬。也就是说不论是法官们、检查官的任免都是法部在任免的。这个很简单就是司法独立。
  除了这样的话,也有司法考试和考试制度。通过这样的考试制度和人事控制,国家把法律人成功的送到了审判席上。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官的职业化。
  ——《百年司法建设的经验总结》  何兵

  很多的中国官员似乎相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发声,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就越是能够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大打了折扣。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这个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当然可以推波助澜,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竞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中国增加“软实力”的不二法门》  丁学良

  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
  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召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
  ——《中国增加“软实力”的不二法门》  丁学良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人们往往说这是一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认为,从严格的学术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发展模式,即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纯粹经济学的思路,许多事情就不会如现实这般处理。当然,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向和目标是有其合理方面的——邓小平等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代领导人,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的动乱年代,既有外敌入侵造成的,也有中国内战造成的,还有1949年以后中国自身的激进政治造成的——在动乱时代成长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觉得中国一天到晚在折腾,没有好好坐下来搞经济,因此中国经济的总体水平那样差,经济发展那样的波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选择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是很合理的,因为那时候你首先要吃饭嘛!你不发展实在讲不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是那样的一种自上而下、不是那样的强势的话,那么,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切目标的重中之重并且始终不能动摇的这样一种政治取向,就不会一直延续这么久。也即当这个发展模式延续了十年十五年以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争论: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我们不能老这样,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纠偏,有些目标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从而增加一些新的政治目标?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声音进不了主流,至少是不能及时地为主流所吸纳。相反,如果我们有一个制度化的途径,就可能做到在起步不久的时候就能进行反思,从而比较快地进行调整——能够更快地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救,把那些合适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得我们的发展会更全面一点、更综合一点。
  很遗憾,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制度化体制。而在非制度化下,达成共识很难,纠偏很难,及时纠偏更难。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层面,我把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模式,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学良

  对发展模式的反思,要有一些基本制度化的条件。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的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制度好不好,或者比较不同的体制或者制度哪一种更优越,最根本的看什么?就是看这种机制、这种体制、这种架构,能不能用较小的成本、较快的速度把自己改革得更好。如果没有制度化,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会怎样?也许也能让社会变得更好些,但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导致很多人为一个空头支票而掉脑袋。
  设想,如果中国过去30年来不是像我前面所提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型体制,也许我们对发展模式的反思在更早的时候就能开始了,由于那时的问题相对后来要小,因此政策调整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大。这样做——调整而非转向——总的方向不会变,中国还是要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发展就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支付更小的代价,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让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可持续。
  再强调一下:在10年前、甚至15年以前,如果有更好更宽松的环境,比如在中国社会里有100个人在讲反思——20个在北京,15个在上海,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大中城市里面——就极有可能慢慢地形成很多的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反思使人明鉴: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说它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较快的速度来修改自己不好的地方,从而变得更好。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大的范围开始对我们这30年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虽然有些迟到,但总比再推迟10年20年好。我希望无论知识分子也好,政府的高中层官员也好,或者中国的工商界也好,更不要说中国的传媒界,意识要清楚些,观念要更开放一点,而不要把我们这回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反思又变成像以前一样:折腾了三个月,然后就冷淡了下来,好像问题没有了似的,结果却是轮回——再过四五十年后又反过头来争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你看看中国过去,从1949年以后有很多争论,但几乎都是没争了一半时间就不让争论了,而不让争论下去也就不能深入下去,也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没有有效的调整,也就不能把调整行动变成一个稳固的体系。一句话,机会一旦丧失,可能就时不再来,至少代价会更大。
  制度化为什么重要,制度化的意义在哪里?对于发展中的问题,要说整个社会现在并不是没有人脑子清楚,只不过现在这些清楚的声音太单薄、太零散,没有制度化。而若能做到制度化,就能够让少部分人的先进的观念、先进的认识不会很快丧失掉,并且能够比较快地变成更多人的共识、变成更多人的行动,然后保留下来。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学良

  中国进入全球化绝不是愚蠢,中国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不是说中国所有人都是蠢蛋,而是由于没有一种好的制度化的机制来使得那些更好的观念、更好的文化或者语言表达成为日常通行的现实。没有全球化,中国类似的制度化的愚蠢很难改正。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学良

  现在国内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是要传统好还是要现代化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或者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做到把传统全部取消,做不到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要发展,他能够固守自己的传统而不改革,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传统好还是现代化好这是一个伪问题、假问题,这是个糊涂观念上提出的糊涂问题。
  到现在为止,不管发展速度快还是慢的国家还是民主社会,都是在一个持续不断变动的传统中来寻找改革,或者在改革的过程中传统本身经历变化。“传统还是现代”,这样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在实际社会生活里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偏狭的意识形态里。
  ——《为什么中国的进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学良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950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比例从1/3跌至4%,而美国却从2%升至27%,欧洲四大国从17%升至19%。短短130年时间,中国虽没有做错什么事,但却丧失了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两千多年前的公元1年,中国人均年收入如按1990年物价指标推算,就已达到450美元,而到1950年却仅为435美元。因而当今所说的中国“崛起”,其实应称作“再崛起”更为准确。
  ——丁学良

  即使不能马上进行难度最高的政治改革,但由于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不妨先多深化行政改革,如提高行政效率及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政府和民众关系等,这样就可逐渐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
  ——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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