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想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成为中共十七大的政治主题。作为第四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一主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执政党的内政思路。

　　全会将“构建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出这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已经成熟，也意味着将对自1970年代以来、由第二代领导人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建国方针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整。这一变化趋势，与来自民间的声音一致，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社会逐渐展开的“反思改革”思潮正相呼应。28年间，中国社会走过了一个半圆；将要继续的另一个半圆，既有对起点的回归，更是向更高处的迂回──历史进化再次呈现为螺旋状。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治国思路，都会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这已成为执政党的一种传统，更是树立新一代核心权威的必要手段。这种新的传统相对于建国初期的“按既定方针办”，是执政党与时俱进的表现。它与越来越趋于规范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相结合，使执政党具有了一种审时度势、定期调整、自我更新的能力，起到了西方民主制定期选举的类似功效，使政权与社会的长期稳定成为可能──这正是体制创新的魅力所在。

　　调整不是割裂，而是既有变更，又有继承。虽然“构建和谐社会”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理论建树的逻辑延伸。和谐的前提是平衡与协调，没有平衡与协调，就没有和谐。当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时，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走出这一失衡困局、导向和谐与均衡的不二法门，“发展就是硬道理”；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已相适应后，此时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就可能造成新的失衡，于是必须强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了硬道理。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力可横扫一切的金箍棒，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将其导向和谐与均衡之正果的“紧箍咒”。

　　建构和谐社会的重心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即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也在人。因此，“以人为本”成为支撑“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理念。没有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不可想象──一个缺乏广泛代表性的执政党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也做不到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利器，它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方针的适度调整，也是其继承与延伸。“发展硬道理”在过去的20多年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奠定了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变而为GDP居全球第四的经贸大国。但经济的单边突进在创造高效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它方面失衡：中国已由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转变为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贫富差距过大已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谐之音之一，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即是试图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下累积的不平衡问题，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内涵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社会的公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分别对应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领域的失衡。可以说，此前的片面强调“发展硬道理”既是导致上述失衡的原因，也为解决失衡提供了物质手段。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温饱没有保障时，对公平、未来、环境的考虑只能置后；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成为迫切。因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平衡与和谐，平衡与和谐产生于对不断出现的失衡与不和谐的不断调整中，执政者必须与时俱进。最理想的发展轨迹是：前一阶段政策的实施，既为后一阶段的调整制造了必要性，也提供了可能性；后一阶段的调整则丰富了前一阶段政策的内涵。“科学发展观”即可视作是对“发展硬道理”中之“发展”内涵的丰富，“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内涵，即何谓“科学”，也将是一个需不断与时俱进的概念。这种丰富的延展性，注定了“科学发展观”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但即使这样，在新旧发展观之间仍难免出现分歧与冲突，这是这一代领导人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由于经济增长已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的重心之所在，包括政策调整所必须的转移支付也需依赖于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财富积累，因此GDP所标志的增长速度是执政党不可能放弃的政策目标，虽然它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目标。当GDP增长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其它目标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不但将困绕执政者的中枢决策，更将困惑其官僚系统的执行，此时“科学发展观”即可能沦为“软道理”。实践证明，凡几大目标并存、取舍标准含糊之日，即是执行层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取其所需之时。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执行层的取其所需依据的未必是公共利益。如何使“科学发展观”真正硬起来，不但考验这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是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破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