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上门凑热闹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见面就免不了问：“你在那边怎么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国谋生容易得很，美国人很傻的，占他们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是他得意洋洋地讲述美国佬“傻”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信用卡公司规定：开户、销户都是免费的，更换磨损的卡片要缴5美元手续费。中国人的对策是：碰上更换卡片时，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费用。这样简单的对策，美国人居然从不运用，更换旧卡时老老实实地付5美元。

二、美国一些商店规定：买一件商品按原价，再买第二件就按优惠价。中国人的对策是先买第一件再买第二件，各开一张收据，过后把其中一件以原价退掉，于是达到买一件而享受优惠价的目的。

三、美国人平时很少串门，不懂得联络感情，也不在拉关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个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时，尽管对方没提出请求也会主动上去管闲事。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车辆主动在他身旁停下来，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问“can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没完没了的好事鬼把他烦死了。

四、如果你想骗美国人的钱，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众场合扮出一幅可怜相，然后杜撰一个受害的故事，这个在国内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鬼把戏美国人会深信不疑，并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国人放着自己家里的事不顾，居然自发走上街头为国外的穷人尤其是非洲的儿童募捐，募集来的钱自觉全数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国从事公务的人员对“红包”视同洪水猛兽，如果你为了办事而塞给对方“红包”，事情不但办不成，对方还会告你“行贿”，尽管塞“红包”时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

…………

听了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聪明经”，我的心情沉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风雨将要来临时乌黑的天空。

按这位仁兄的说法，美国人是够傻的，可美国人真的傻吗？我只知道现代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的杰作，他们只是不愿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上，而只着眼于大智慧。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近现代发明了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且不说那些尖端的科学发明，单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从电灯电话到电脑电视机，没一样是自诩为聪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全是我们认为很傻的美国人发明的。在人类已经步入太空时代的今天，我们还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发明”抱在胸前到处炫耀，脸上居然还一点也不发热发红。我们常常为占点美国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结果怎样呢？还不是我们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你听说过美国人往中国跑吗？美国人不收“红包”，我们不但对送上门的“红包”坦然收受，还想方设法索取各种贿赂，最后的结果呢？美国人比我们穷吗？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层出不穷的，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一个人如果把心思过多地用在小聪明上，他必定没有精力去开发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聪明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无害，聪明益害参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聪明则遗害无穷。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都把小聪明用于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长远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结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过。这也是自诩为最最聪明的中国人因何总是落后贫穷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海外的中国人好耍小聪明，好占外国佬小便宜的果实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天之骄子——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永远也得不到提升，甚至于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学生和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相比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国家为了留住人才，千万百计阻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今天各国政府则想法设法驱赶中国留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新名词—— “留学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报社的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随后又在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厢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上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