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财富”这一观念中，从来就没有包含私人财富在内。

　　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南京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不能不受孙中山这些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面对的局面却让人寒心，与国防建设最密切的重工业，可以说毫无基础，国营工业主要是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留下来的破烂摊子，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民间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而且上述工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敌人袭击。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唯有依靠国家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有望建立符合国家需要的重工业基地。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发起并参与此事的是一批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的专家学者，这批人大多本来无意从政，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他们决定出来帮助蒋介石共渡难关。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从事国防现状、潜力和资源现状的调查。当这些调查完成以后，这个委员会于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唯一途径。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很快拟定出来，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 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30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为加快建设步伐，这一计划的产生是建立在有外援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外资，尽量利用外国技术”是资源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该说，资源委员会从事国防工业开发这一战略意图值得肯定，它按计划购置的机器，招募培训的人员为以后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作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南京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在国家资本逐渐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统制政策还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逐渐向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倾斜。政府向民间资本承担了贷款的责任，但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却非常严格。有贷款资格的企业仅限 7种：电力、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和冶炼，并且资本须在20万元以上。附加条件是，向四联总处借款时，四联总处派稽核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这样一来，通过四联总处的工业贷款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小，再后来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民间资本的处境更是每愈况愈下。
　
　　再生的第三代中国新商人

　　1949年-1957年是一段让当代人难以评说的历史，要想对这一打破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秩序的惊天动地之举及其后果做出不被历史否定的评述，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消灭私营经济是通过政权力量，分成“扶植、利用、限制”与“利用、限制、改造”等几步走完的。经过反右、大跃进，私营经济终于在中国消失了长达20年之久，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的第三代商人与前两代并无血缘关系。

　　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1998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都是有权力而没有市场，一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重新构造政治基础，然后再进行经济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前苏联，它采取的“休克疗法”即这种选择的产物。另一种是让权力进入市场，以此为起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我们中国，好处是社会震荡较小，坏处是贪污腐败盛行。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发生种种关系。以中国私营企业的“红帽子”现象为例来分析这种状态况再合适不过。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戴帽子的现象，一是戴洋帽子（假中外合资），二是戴小帽子的企业（将总资产往小里报），三是戴红帽子的企业。其中以戴红帽子的企业最为普遍。据权威部门测算，乡、村、街道一级企业中，约70%属于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

　　分析“红帽子现象”必须从中国社会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入手。私营企业为什么自己投资，还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说穿了其实也简单，主要原因有两点，从地方政府来说，许多政府机构与公有制企业愿意让私营企业挂靠在自己名下，以集体企业等名义登记，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管理费，获得利益，还可以向上报政绩，说自己发展了多少集体经济或乡镇企业等等；从私营企业主来说，是因为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境遇还受长期以来公私观念的影响。为了回避“私有制”的恶名，宁愿花点钱戴顶“红帽子”，这样对外开展业务及办事，用公有制单位的名义更方便一点。就在这种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情况下，戴“红帽子”的企业大量出现。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大量存在，其弊端已日益显露。由于企业性质不明，致使工商行政、税务、标准计量等管理和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更严重的是由于产权不清，留下了许多遗患，产生许多经济纠纷，使集体经济（或私营经济）蒙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说“红帽子”企业只是政府与私人企业的一种奇特关系，那么更直接的则是私营企业主交友范围。一项有关私营企业主社会关系的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有28.2% 任科级以上干部，乡镇负责人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同政府、国营企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因此，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刻意织造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撑体系，其中干部是核心，科技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联系对象。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与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就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有关，而且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密切联系。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20年，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例如在经营开发土地、房地产，向银行借贷资金等方面的机会受到种种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还远远没有达到有自我保证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这张社会关系网络，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一些机会和一些社会资源。从表面上来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似乎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发展，但只要仔细深究内幕，就会在其中发现寻租活动的种种痕迹。如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的壮大，固然有赖于企业家们的眼光和勤奋，但更有赖于大量资源的投入。而大量的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等资源，又是怎样聚集到这些民营企业中去的呢？答案是明显的：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拨，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也不是通过市场，因为在目前这种缺乏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上，这些民营企业如果真是通过市场获得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资金，恐怕遑论发展，维持下去都属不易。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血亲、姻亲、朋友和同学等关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在80年代，这关系网尚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种人情味就几乎没有了。一方面，即便是上述关系，也还需用金钱努力编织，否则很快就会被从关系网中抛出来；另一方面，只要有金钱开路，即便不是上述关系，也能将其编进关系网中。因此所谓“关系网”，在目前的中国，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许多国有资产事实上就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的作用而流入私人手中。这种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参予作用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建厂、联营、转产、获得业务项目、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它早己不仅仅只是一种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经理们，无论是身在国营企业，还是身在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明白非正式社会关系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至于为官者，自然更明白在致富的道路上“官商结合”的必要性。“公共关系”这个词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使用，其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只是其内涵和它在发源地的内涵己大大不同，成了请吃请喝、送礼行贿、美色“攻关”等诸种拓展非正式社会关系活动的代用语。从单个企业来说，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资源，交易成本较小，可以使自己在同侪中脱颖而出。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利用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分配资源的结果是使社会付出了无法用统计数字计量的巨大财富──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前几年，有两本书走俏中国大地，一本是《曾国藩》，另一本是《胡雪岩》。“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这句流行语说明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还有人公开出来表明，如果为人做到胡雪岩那份上，上交权贵，下结江湖，就是人生风光的顶点。但是胡雪岩说到底，只是旧时代一位将官商结合共同谋取暴利的“艺术”锻造得炉火纯青的“官商”而已。

　　这样一种大社会环境，只能塑造出胡雪岩这类善于走官商结合，一家两制（家中一人为官，其他人经商）道路的商人。从企业经营者本人来说，要想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

　　不可否认，二十世纪的商人企业家毕竟与他们的上一代人有了不同。这一点体现在世纪之末的一场“义利之辩”上。这嘲义利之辩”就是始于1997年的关于私企修宪的问题。颇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晓亮、王珏、李定，政治学家刘军宁等人。正是这些理论界人士与一些来自地方的干部对私营经济畅所欲言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构成了1997-998年经济理论界的一道富有特色的风景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从来就没有人敢为私营经济如此鼓与呼。儒家崇尚“重义轻利”，一般只讲国家财富的积累，而对民间财富的积累从来就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管子》、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在追求财富的终点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观点，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但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封建王朝也大都只以“维持黎民不饥不寒”为治世目标，一些极端的君主如朱元璋，认为富人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来就未想到过如何引导富人将私人财富积极地用于创造社会财富，不是采取迁徙方式让他们离开本土，消耗其实力，就是采取杀戮这类极端的方式。明初江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尽管用财力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最后仍然难逃一死。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财富”这一观念中，从来就没有包含私人财富在内。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伟人毛泽东，到了“文革”中还提出“越穷越革命”与“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极端思想。历史从来就难以割断，今天可以找到昨天的影子，在这种财富原罪思想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义利之辩的争论，重农抑商政策不断重新出台。这就是自郑观应提出“商战”一说之后，中国的私营企业为什么还艰难竭蹶地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理解1998年修宪话题在中国的划时代意义--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总之，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问题，使政府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了很大一步，为1999年修宪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但是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之一的私营企业，仅有宪法的条文还远远不够，还得建立正常的利益诉求管道，表达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否则目前这种依靠与官员个人建立千丝万缕利益关系以维护利益的情况还会延续下去。

　　现实是历史的一种延续，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割断自己与历史的紧密联系，即使是毁灭性的暴力革命也无法将沉淀在民族灵魂中的文化因子剥离开去。纵观中国近现代三代商人的成长环境，会发现其中一些同质的东西。而且历史文化还远未结束，在这块土地上，“胡雪岩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它的血脉还会继续延伸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