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朋友聚会时，友人问我仍在研究孔子吗？他的思想被批多年，尽是些陈糠烂谷子，于改革开放有何用处？友人的提问，着实触动了我。我的朋友是高层文化人，曾任某大报编辑，对中国传统文化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国人当如何体认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呢？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已经摆脱“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等谬论之桎梏。然而，有些人是难改一孔之见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应是拨乱反正之论。
　　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的儒家思想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当代，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无一不有儒家思想的印迹。
　　一　“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
　　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说过他的理论源泉之一是儒家思想，但是许多重要文章却曾广泛地引用了儒家经典。他曾生动地以“一分为二”为武器诠释唯物辩证法，而作为哲学理念的“一分为二”则创始于宋代程朱理学。朱熹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于语类》卷第六十七）程朱学说曾被一些人斥为唯心论，而毛泽东却不避此嫌，用“唯心派”的语言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当然，我并不赞成毛先生把“一分为二”绝对化的倾向。因为事物的发展与存在，毕竟有处于统一体，即“合二而一”的时段。君不见“从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所谓太极者，便是“天地人万物善至好底表德。”（同上，卷九十四）这是说，某事物处于良好　的状态，内部没有太大的矛盾，阴阳因子和谐地运行着。此状态亦可表述为“合二为一”的状态。毛先生当初若曾体认到事物发展之两种形态的真实性，把握住真理性的界限，即“中”的尺度，也不致于过份地伤害了哲学家杨献珍。
　　有些人总是喜欢以简单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手段，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之间设置藩篱，而不是搭建桥梁。然而这是不济于事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总是要通过不同的渠道相互交融的。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例如，马克思主义中，有黑格尔的创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改行对经济发展效果较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事实上，真理的界限，只存在于“中、正”之中，失掉了“中、正”，则过犹如不及了。
　　二　“中庸”的诠释
　　“中”这一哲学理念有多么深刻的内涵，是值得我认真研究的。近现代以来，某些人士曾从不同的侧面对它极尽了歪曲之能事。有人说，“中庸”是折中主义，有人说它是阶级斗争的“调和论”，“骑墙”、“真理的乡愿”……不一而足，中庸学真是蒙冤不小呀！
　　毛泽东曾以哲学家的理智指出：“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出信集》第147页）历代大儒都曾对“中庸”做过诠释，其中广为世人传播者，首推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中”与“庸”两者相合，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则为“中的理论”、“中的常理”、“中论”。程子之解，应是脱源于子思的中和之道。子思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同上）“中”表征一切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一切事物存在的本然态势，故曰天下之大本；“和”则指事物合规律性的运动，故曰达道。因此，“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就成了孔子中庸学新发展的里程碑。历代学者以此互为印证，诠释“中庸：之真谛。
　　另外，也有将“庸”字解为“用”的观点，例如庄子《齐物论》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这里，就把庸释为用了。古时，庸与用同音。东汉郑玄也认为：“庸，用也。”并说，“以其记中各之为用也。”（《十三经注疏》一六二五页）据此，“中庸”之意亦可用现代汉语诠释为“中”的礼用。事实上，《中庸》一书所采用的哲学概念，如“允執厥中”、“執两用中”、“君子而时中”等都在凸显“執中”或“中的应用”过程。
　　这两种诠释是互为表里的，前者更强调“中”的哲学内涵，以“和”或以合规律性做为“中”之应用的尺度；后者更强调“中”的实践性，以“用”或“君子而时中”实现“致中和”的目的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庸的理解是初步的，只有在“執中”的过程中，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朱子认为《中庸》一书，善读者玩索而有所得，终身受用不尽。
　　三　“与时俱进”与“君子而时中”
　　真正把握“中”的准确度，是件很难很难的事，但它又随时现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这是多么平平常　常，而又意念深刻。但是，却有人批评说这是“神秘主义”。其实，这种批评正表明批评者不理解其中含意。如果一个人喜怒无常，人们会说他有“心理障碍”、“不正常”、“失态”或“歇斯底里”。如果一个人能正常地表达他的喜怒哀乐，即所谓“发而中节”，人们就说是个正常的人。在这里，“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之中”是一致的，均能如实地呈现这个人的真实品质。他就是他。“诚于中而形于外”，就是这个意思。
　　水在一定的临界温度之下，可以呈现三种不同的状态，但其化学组成是不变的。　是水的本质，是形态变化之本，或曰“未发之中”而在一定的临界温度之下发生的形态变化，则好比是人的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的变化。这不是很明白吗？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庸之学的要点在于：准确地把握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中”，即事物之本。所谓“过犹不及”、“執两用中”和“君子而时中”，其哲学内涵则在于“执中”。但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由此可见，“执中”绝不是以“贼道”的心态走向极端，而是要依据时间、地点、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态势实现执中。或曰权衡轻重与利弊以执中。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或人们常言所说“审时度势”。
　　由于时代的不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的表述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君子而时中”的现代转换形式应该接近于“与时俱进”。“君子而时中”不仅是孔子的名言，在行动上，他也作出了榜样。子贡在评价孔子时说：“夫子之得家邦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耒，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其中“动之斯和”大有行动。举措与事物发展进程合拍之义。朱熹认为，这里的“和”，是“于变时雍”之义。雍者，和谐也。整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亦接近于“与时俱进”。由此可见，“君子而时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传统。
　　十六大会议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仅就“与时俱进”而言，可以说既是从中国革命一百多年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犹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蕴含　着深刻的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意向，同时它又是对中华古代联盟睿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与时俱进”或曰“君子而时中”，在现实生活中则是不失时机地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或“执两用中于民”的过程。例如，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中央银行的重要责任，就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及时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确立社会总需与总供给的正确比例关系，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内需不报时，从货币的应对政策看，应当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以便释放人们在银行的储蓄，刺激私人投资，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反之如果因社会总需求过量，商品紧俏而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衽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以便回笼货币，抑制消费、抑制投资，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这一反一正的调节过程，就是一个“君子而时中”的过程，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一个寻求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达成正确关系的过程。这表明，决策者要随时随地注意经济发展的趋势，力求在宏观控制、监督、透明度、增长速度与经济、金融体系秘密之间建立最新的平衡点。
　　四　小康社会、法治与德治
　　马克思主义了一百多年的阶级斗争，到了毛泽东的晚年，“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名言，已经使这一理论和实践达到了顶峰，并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重重苦难中站立起来的邓小平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他的理论引导人民经过　多年的奋斗，在　一世纪之初，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而今，十六大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只有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的盛世才出现过小康社会。根据儒学理论，小康社会是与大同社会比较而耒的。大同社会是中国人的崇高理想。为了达到大同社会，必须全面实现小康。小康社会是一个“礼义以为纪”“货力为己”的社会。在小康社会，礼义以为纪的的主要内容是“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这一表述与当今社会相比，虽不够完美，但却涵盖了德治与法治的基本内容。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以贤勇知”和“以功为己”两点，前者表示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首创精神；后者则是鼓励多劳多得，致富光劳。但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是不能只讲个人利益而不成社会共同利益的。所以，以礼义为纪的其他各项则从伦理道德法律规章制度上加以制衡。礼该说这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已经是极尽了高明的思考。
　　当然，今日之小康，并非古代小康之摩写。时代不同了，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新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今日的革新精神并无相背之处。特别是德治与法治交融的精神对当代更有启迪效应。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为人称道的经济理念。例如，“人们追求狭隘利益，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手段。”这种被鼓吹为“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原则的观点，着实影响了一些人，使他们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在一些高官和有权在握者中间，追逐个人非法利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受贿渎职者，不乏其人；社会上伪劣伪冒产品屡禁不止，造伪贩非者不绝于市；某些上市公司竟以高专业水平挟法律之掩护，制造伪帐，改变盈亏，以欺骗社会舆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更有甚者，造伪与铜臭也在侵蚀着圣洁的教育殿堂，伪论文、伪学位……亦时有出现。这些污垢的出现与存在，不能不令人深思。
　　法律规定是重要的，但法律的实施与执行关键在于人的道德素质。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了，法律的功效会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报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这既是理论创新，又是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孔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曾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作过深刻的阐述。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论语.为政》）很明显，只是“以政”“以刑”，即只是通过法律、政令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不够的，人们可能懾于法律的威力，不去触犯它，但未必能够觉悟到实施法律对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利益的必然性，未必觉悟到触犯法律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更何况，社会上总是有一些人要费尽心机去为帮歹，并以无耻的手段或非常专业的手段耒逃避法律的制裁。倘若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又“以德”、“以礼”耒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不断提高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自觉性，人们会从根本上，良心的深处体认道德与法律的必然性及其不可分离性。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说明，德治在儒家政治理论中占居主导地位，但并不偏废法治。经典理论认为要实现德治，有四大基本要素：“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在古代，虽然礼乐刑政各有其专，但又互为体用。它们是“同民心出治道”的、或曰德政的统一体。
　　不过，应当说明一下，何以“乐”在治理国家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因为它是了解民情的重要手段。“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论语.卫灵公》）便是把“乐”与人的心理素质联系起来的实例。广义而言，“乐”是体现民意、民风、民俗的手段，借以表达人民心愿和欲求的文化形式。古代开明政治家往往通过“采风”、体察民情，以改善现行政策。
　　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治学上“法治与德治”相结的优良传统，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欧洲启蒙运动中坚力量之一的百科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霍尔巴赫曾主张在欧洲实行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他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甚至曾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州人亦为它所征服。这就是说，理性对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反而被征服了。”（《社会体系》第一卷，第86页）
　　我确信，源于传统、臻于现代的中国政治学中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将有助于人类构建一种和谐的全球化社会。
　　五　“君子和而不同”
　　古代儒家以仁爱和平为怀的思想用于当代国际政治文化交流，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不搞霸权、不搞扩张的光辉品格，而且有利于推进独立自主、平等互惠、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外交原则。
　　中华民族是拥有孔子的伟大民族，而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集大成者，而且，他的思想一直在影响我们民族的民发展和进步。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加，儒家思想也将为外国人士所理解。在孔子2540华诞前夕，在1988年初恰逢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有高人指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堪培拉时报》报道：这是1970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发言结束时提出的论点）也许，科学大师比一般人更加先知先觉。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孔子的仁爱、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和有关万物变动成的思想必将对未来，特别是廿一世纪产生重要影响。
　　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美国休斯顿德州大学布会图书馆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令人振奋不已，尤其令世界儒学家们振奋不已。因为这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数度运用了孔子的思想。
　　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定，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北京日报》2002年10月25日）这段话很好地表述了“和而不同”的原义与中国与美国之交是君子之交，我们希望和平与友好，凸显了中国有礼有节的大国风范。
　　但是对于一些不甚了解中华文明历史背景的人来说，其理解未必能够到位。孔子的原话原本是将“君子”与“小人”加以对比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重义，故能尊重对方不同于己的意见，又能和谐相处；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但一遇利益冲突或意见相左，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
　　为什么说“和谐以共生共长”呢？此话源于《国语.郑语》，史伯与桓公对话时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等，以成百物。”这段极富哲理的话，深刻地阐述了和与同的蕴含与差异。其实例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与科学实验中，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六　我们的价值观
　　在同一篇演讲中，江泽民向美国朋友阐述了中国在外交事务中恪守的价值观。他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北京日报》2002年10月25日）这一极富哲理而气象清新的表述对树立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是很有好处的。应该说，世界领导人中也鲜有将古老文明与当代新思维结合得如此完善者。
　　“诚”作为儒学的哲学范畴之一，其含义极为丰富，有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是指天之道。而“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思诚则是待人以诚，求是无妄之义。因此，人是兼具“天道之诚”与“人道之诚”两种属性的。所以又说“诚者，圣人之本。”（周敦颐《通书》）人生来有诚，循此本性而进则能达到至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但是，一般人是要受社会生活环境之影响的，或许会渐行渐远，所以，必须“如保弃子，心诚求之。”（《大学》）
　　“诚”对个人而言，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孟子.离娄》）强调对诚的把握必须建立在格物致知，修身穷理等实践环节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某一事物的发展规律及其所处态势，乱开药方，乱出政策，孰不能说诚身有道。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中庸》）这就是“以诚为本”的理论渊源。据此，世人可见经典儒家之睿智矣！
　　“以和为贵”原出于《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是在赞美“和”的原则在处理大小事务中的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实行“以和为贵”尤为重要。它给人以宽容大度、文明豁达、居高临下的感觉，即使最傲慢对手，见之也要敬畏三分。这在谈判中十分重要，在开场的时候便可赢得以柔克刚的效应。当然，“以和为贵”的目的不止于此，而在于从容不迫地充分阐述已方之欲求，充分听取和理解对方之欲求，以求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
　　但是亦应明白，“以和为贵”并非凡事一于和。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上）这里的礼，用于今日，可不受愿意限制，似乎可以引伸为原则性。应该坚持的必须坚持。坚持原则性与“以和为贵”相比较，原则性是体，“以和为贵”是用。体用结合，体用统一是儒家坚持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取得高效率的途径之一。
　　“以信为先”是从孔子与其高足子贡的一段对话中演绎而来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政治家取信于民的要件。同时只有取信于於民，才能实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欲求和保障国这有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之政治目标。显然，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但就人的品格、国家的品格而言，信是第一位的，无信不立。正象生死观一样，为成仁取義而死，则重于泰山，为个人财利而死，或为损人利已而死，则轻于鸿毛。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一向坚持“以信为先”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交往中更是如此。我们的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信”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品格。
　　七　简短的结论
　　以上种种事态表明：
　　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适应时代需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不适应时代需求者将积淀下来，但被积淀下来的东西未必会泯灭，更不能用武断的方法将之消灭，一旦遇到合适的历史环境，或许会以新的转换形式重新发光。儒家思想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历史，记述了这一曲折的历程。
　　睿智者应当清醒而理性地认识和处理现实与传统的关系。一个民族如果丢弃或不珍惜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则是一种耻辱；一个民族如果不思进取，一味缠绵于不合时宜的归习和保守，则是一种不幸和灾难。继承优良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确信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一定会以新的姿态启迪人们的新思维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从传统与现实的交融中，我们还看到儒学正在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融合。几年前，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时，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应把儒学消化掉。事态的发展表明，“消化论者”的预期难以实现。这种提法过于强势和不顾民族感情和尊严。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吃掉。宁明理学曾吸纳和融合了佛学与道学的某些精华，反之，佛学和道学也融合了一定的儒学智慧。一千年已经过去产，它们相互融合的足迹仍然清晰可见。而且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着。

　　200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