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原意是教小孩子或愚顽者读书写字、开启蒙昧，后来现代人把一些普及文化、推行教育使社会进步的运动称为启蒙。人需要启蒙，社会当然也需要。余也鄙陋，并不懂启蒙，所以对西洋之文艺复兴、自由之战、启蒙运动等等虽然心仪已久，却望洋兴叹，鞭长莫及。唯野狐谈禅，顽石悟道，谈谈我归纳的几个土生土长的启蒙活动。

　　其实，这百十年来，我们的“启蒙运动”一直不断，我以为有三次“启蒙”对当今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第一次当然是新文化运动，这本来是个真正的、好的启蒙，是科学、民主思想的普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良性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件事情都大。惜之壮志未遂，有始无终。这次运动开始不久，刚在知识界和少数青年中形成声势，日倭侵华，有灭种灭族的危机，于是，科学民主的启蒙就退居二位，抗日救国、爱国抗日成为主流。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上至国民党，下至开裤裆，人人谈爱国，或者说，彼时所谓麻木的国人都被“爱国抗日”这个思想给“启蒙”了，大多人都有了爱国、爱民族的意识。所以，这一次启蒙，以科学民主始，以爱国救亡终，或者说，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启蒙。其普及民主、科学的初衷没有达到，特别是人性，没被启蒙，相反，人性反而被国家性、民族性遮挡，形成一种共识：个体人的生命、尊严在国家性、民族性面前微小无比。个人要为民族、为国家义无返顾地牺牲。这次启蒙被救亡图存取代，实际上是以人性的自我牺牲结束。

　　评价：这个运动保全了国家、民族没有沦亡，但副作用是，在以后的各个“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刻”，每个人都不假思索，牺牲生命，去为国捐躯，去壮烈牺牲，乃至演变成一种狂热。

　　第二次启蒙是文革。很多人会不解，会激动，说我信口雌黄。不要急，不要急，我对文革有个人看法，这里就不深说了。我只谈谈文革的“启蒙性”。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管其实质怎样，它字面上是要在文化上搞革命，而且是大革命，而且发动了全民，有那么点启蒙的意思吧。据说后来的农村老太都会背诵毛选，会唱语录歌样板戏，还会写诗，还会批判，上台发言，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你能说这一点启蒙的意思都没有？ 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敢扇县长耳光、吐书记满脸唾沫，会喊各式各样口号，那些单纯的学生娃娃，一夜之间，会辩论、会成立组织、会文攻武斗，这都是开启过去没有的蒙昧啊。

　　话说到此，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文革这个启蒙，是一次恶的启蒙，是开启人性的恶，把人心里的被高尚、道德压制的“恶魔”放出来了。实际上，文革是所谓阶级性、政治性、斗争性的启蒙，使全民都崩着阶级斗争的弦，无时无刻不在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斗私批修，人人都是敌人，把人打翻还踏上脚，所谓的人性、尊严在此时血淋淋、充斥斗争的阶级性、政治性面前，荡然无存。反而魔性、鬼性大行其道，成为生存手段，所以，文革确实是一种启蒙，但这启蒙是凶恶残暴的阶级性、政治性的启蒙。当然不是人的启蒙。

　　它的结果是人人将阶级性、斗争性视为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基础，它使虚假、欺诈、奴颜婢膝、表里不一、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成为理所当然、备受推崇的风气，而且，现在还在延续，说实话被视为冒傻，斗心眼被当作本领。

　　很多人把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复兴视为大的启蒙，我不以为然。那次文艺复苏里面确实有对人的呼唤，但因为当时的物质情况落后，以及文革的斗争的启蒙，使众人对文艺的娼妓性看得比较透。所以文学的复兴——其实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人和著作——只在文化人那里有所触动，并不算国民的启蒙。

　　我认为的第三次启蒙是发展经济的启蒙。就是所谓的致富愿望的启蒙。这一次，启蒙从挣钱开始，也就是说，让所有人知道钱的好处，想办法挣钱，甚至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俗话来促动人民捞钱的欲望。它使中国成为一个把钱看的太重太重的民族，它使中国成为一个不择手段、不讲道义、不守规则、不诚信的国家。

　　这次启蒙，是一次趋利性、拜金主义的启蒙，此后所谓的人性基础是财富、是物质。
　　它或许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沦落了一个民族。从此，我以中国人为耻。

　　所以，三次启蒙，没有一次是完整的、人性的启蒙，而是国家性、阶级性斗争性、趋利性的灌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们，身上都重叠着这三次启蒙的阴影：一面狂热、狭隘地喊着爱国，一面凶恶狂暴乃至无耻地攫取钱财，对骗钱骗人自鸣得意，对道义善良嗤之以鼻。三次“启蒙”，使中国成为一个不诚实、不道德、贪婪无耻、急功近利、凶狠暴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