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到湖南张家界参观，这个迷人的世界森林公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些陡峭怪石缝隙中生长出来的棵棵奇松。这些神奇的自然景观，实质上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凡是有空气、土壤和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神奇的社会规律：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对自由的渴望。李慎之就是一位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公开张扬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一个没有政治思想家的民族，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一个没有政治思想家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政治现代化。上个世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纷纷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时，这个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东方大国，却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屡屡受挫。回首20世纪，我们有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无数的投机政客，却大大缺乏具有世界眼光的富有理性的政治学家。在21世纪到来之际，笔者曾写过一篇《新世纪呼唤政治学家》的拙文，深情地呼唤启迪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政治学家。李慎之就是一位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寻求中国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政治学家。

　　正如李慎之所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自秦以降2000多年来，专制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石，民间微弱的民主思想常常在专制主义的四面围堵和无情打压中趋于沉寂。在中国，专制主义似乎具有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专制主义总能通过不断披挂新的现代“政治外衣”而常变常新。秉承专制主义“衣钵”的“方丈”在变，而“衣钵”总是代代相传。不少人在装扮一新的专制主义面前丧失了基本的辨别能力，转而为新的专制主义辩护。李慎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位从革命队伍中走过来的享有某种特权的高级干部，却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在体制的夹缝中苦苦追寻，最终在晚年大彻大悟，以耄耋之身高举起作为专制主义“天敌”的自由主义的火炬，在昏暗的思想天空挥洒了一抹绚丽的晚霞，照亮了无数双向往自由光明的眼睛。

　　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李慎之；没有改革开放，同样没有李慎之。而没有李慎之的中国思想界，又将会是怎样的苍白死寂。共产党革命的洪流，将风华正茂、怀抱自由民主信念的李慎之卷入其中。在“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政治逻辑中，李慎之与其他所有“革命功臣”一样，在自己亲手建造起来的“人民共和国”里却饱尝了“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的所有滋味，这也为他理性地反思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提供了鲜活的必备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大大打开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时代毫不吝啬地为李慎之成就一代哲人恩赐了一块适合其思想生长的体制夹缝。李慎之在这个体制夹缝中喷薄而出的思想火花，如夜空的繁星闪烁，默默地启迪着一个民族的灿烂未来。

　　作为政治后现代化国家，中国简直不需要什么原创型的伟大思想家。近200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已日益使更多的国家和人们受益。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中，中国思想家所能做的，只要揭示真相和传播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就足够了。李慎之并没有什么旷世之论和惊世之举，他只不过在“常识”的基础上思考，重复着上百年的“陈词滥调”，但这些“常识”和“陈词滥调”对于我们却是显得如此地缺乏、重要和弥足珍贵。笔者曾提出，中国在政治现代化中，面临着反对本土封建主义和从苏联引进的极权主义的双重使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封建主义也好，极权主义也罢，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专制主义。对付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自由主义。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一旦抛弃和打倒了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就会借尸还魂，泛滥成灾。李慎之正是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为被毛在“反对自由主义”和邓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早已“名声扫地”的自由主义“正名”。

　　李慎之先生走了，但他重新点燃的自由主义火炬不会熄灭，也不应该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