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的技术革命，使得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迅速颠覆成为历史的废墟。然，技术对中世纪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遗留下最大的产物便是僵而不死的宗教。在商业社会进程的今日，宗教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工业技术的发展将宗教分化，对于宗教在社会里头生产的恶效应，仍然没有基础力量的遏制。反而，宗教在脆弱的时刻发生分化，促使宗教为生存而进行的改革。面对在宗教分化的过程，随着工业社会的无形的发展，被分化出来的部分组织了适应新环境的结社。完全工业社会的宗教体制诞生了。工会与政党的出现，对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启到催化的作用，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冲突里头带来的就是工业革命，这样，我们来观察宗教与政党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我先吧这样的关系暂且称做“母子效应”。

        在宗教上，众神的宗教结构是怎样被一神宗教所统一的，面对溢满血腥味道的屠神而达到一神地位的过程。上帝有着对世俗偷窥的本性，我比起上帝有着对神的更大的偷窥欲。问题的答案，不会在历史的陈述当中。一直以来，人类的蒙昧状态创造了更多分离自然事物的神秘。创造神秘与知识对于人类的占有是同步的关系。它成为生活的存在，而无法被知识抹去。神秘在组织与社会的环境里头，必然得到转化，以减少人们的内心恐惧。如此。很快被组织者抑或权力者所无知地利用。这种利用不是将神秘在人的心理得到释怀，而是，控制人们的神秘。使之，人们在控制神秘之外的境遇下产生恐惧，达到对客体的仇视。控制神秘的方法，只有将权力者者神秘化。在寻求神秘化而达到目的的统一。偶像化便在权力神秘的同时，形态出现了。它使之对于神秘的崇拜。（包括对于神的崇拜），具体化，更将神秘在权力面前绝对化。

        政治民主，是分化权力者的权力，从极权当中，（注意这里我用到的是极权而不是集权）得到极权环境之外的生活。这里，还存在着权力往往拒绝知识的介入。宗教与政党利用民众的无知，而巩固神秘在民众的心理的形态。权力对人不仅仅是权力意志压迫。神秘有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体制并非行使知识的传播，它启到灌输意识形态的舆论效用。教育体制同样是舆论工具。阿多偌曾认为，极权主义唯一可能获得普遍接受的途径是，用无理性的方式灌输或煽动大众。使之，他们无意识地投入到自愿屈从于极权的盲目性中去。阿多偌在理解极权过程时，发生了错误与之相反的认识。极权主义对获得普遍接受的途径正是理性方式，感性并不能牢固人们的思想认识。极权有理性的灌输方式，使之，民众对于长期的灌输动力，产生接受的服从与意识的兴奋当中。这还是弗洛姆的“施虐与受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长期性的，而成为一种民众信任。丧失了人的认识能力，信任的语言，是从谎言的知识里头截取来的。信仰便是在这样条件下形成的，信仰同样拒绝思想上的辨证与理据。政治偶像化，就是使意识形态可怕地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舆论是偶像化的工具，舆论的发达是一个政党的强大佐证。舆论在工业状态下，替代了宗教《圣经》的教条。人们再也不能从《圣经》里得到切身的利益了。舆论成为民众缺乏思想的眼睛，人们习惯听外来的思想，并在极权的条件下阐述这些思想。舆论的眼睛使视觉有近视与色盲的效果，是病态的。

        从宗教的众神向宗教上一神观念的压制，（这不是转化的过程）到政党的出现与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很难说政党的党治没有吸取宗教的经验与组织形态，这里需要一个艰苦的考证。然，在工业社会的新需要下，少数人的结社从利益相近而组织维护利益，已然，减少利益的获取与不能带来安全感。发展壮大与组织紧密成为结社的追求，早期的结社包括政党因了民主而出现的，在追求组织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分配的同时，民主从主流的形态退化与表现为流浪地位的边缘状态。民主成为政党生存的悖论。一切都成为表象。这里有创造语言是客体的关系。为了使得组织在利益追逼的社会锋芒下生存，结社的发展需要表现为解决自身困境，即，削弱民主的力量，政治纲领的出现，宣传的口径，组织的紧密性，内部没有条件的分化——阶级化或是等级化，行动的统一，以绵密的政体结构来参政治党。而理性是这一切任务的基础。是滋生表象世界的孽根。理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最高方式，这样理性极至化，使之，理性失却积极性，而成为罪恶的先驱。在政党整体追求达到以后，权力成为少数人治党很难提高参政治党的效率，因此，权力必须极至成为一个人的必然结果。在达到极至的过程中，偶像化便是在权力集中过程的出现，巩固政党不失庞大极权是必备条件，而为了要求极权的稳定，偶像化变在其中启到了作用，但是，我们见到，政党发展庞大而对政党的整体利益的要求，不能达到政党政体的统一。在政党整体协作中赢得的利益在政党的内部依然是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矛盾怎样在庞大的政体里头改变，是削弱政体组织内部对权利的敏感与冲突的出现。在政党的历史文献上，分裂是最后的抉择。偶像化政体组织的领袖，其实是偶像的本质在权力的光明进行生活化。偶像对权力在生活上的装饰图彩。达到权力神秘化。神秘在人们面前存在，更是生活的需要。使之，成为政体组织对内部党众心理召唤神秘的崇拜。政党的权力掩饰政党权力为政党整体服务的可能，而政党下的个人需要，体现在整体的权力上，政党中的个人，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为政党赢得更大的利益，而个人没有得到这种利益，而是得到去鼓励继续这样的工作。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先决条件，在政党的结构里头，拥有权力者才是受益者，这样政党内部其他成员是所谓整体利益的受害者，他们是掘金机器，手是劳动的条件，而手的利益需要在整体的利益协调下分享。这样，政党基层，是政党权力者的牺牲而准备的物质与精神祭品，借用卢卡契的物化原则，极权是将所有的人们物化，成为商业社会的商品，而商品是市场取益的牺牲品，这让我想到一个“牧场结构”的理论。牧羊人，狗与羊的关系。在表象上都达到自由与都是收益者，而结果羊依然是牧场上的牺牲品。羊在神秘当中产生了对人的崇拜，舆论表现的不是宣传，是强制灌输，偶像又同时在慰籍民众心理的形态下达到类似政党初期少数人的利益。与政党的壮大的初期目的。这是在初期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与之产生相应的利益的怪胎。竞争便在极权的环境里头成为一个暗流，促使政党的腐化。没有逃脱神秘的政治偶像是政党少数利益者生产的神。偶像的生产背叛市场与自由的原则。政治偶像体现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在垄断的自由主义和官僚的社会主义都共同存在政治偶像的形态。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形成的。大众的偶像与商业广告，和政党的偶像与舆论有同样的意义。它们都是为整体组织结构上的权力者服务的，是互渗互补的关系。艺术便在偶像的瞬间催惨了，人们没有感到偶像的悲哀，因了他们在组织的舆论下是人质的表现。这是个迷人的困境，悲哀开始为人所耻的沉默下来。

    我上面的政治偶像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里头引来的,所论述的是政治偶像的起源与发生的过程,可能因了是讨论题没有详尽的论证,有些混乱,但我坚持我的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