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
　　“9·11事件”是21世纪发生的第一场震惊全球的悲剧。这场悲剧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改变世界，但由于它改变了美国，因而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重要调整，那就是：以“反恐”、防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这就是“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战略显然已超越了此前美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霸权战略，美国有人称之为“新帝国”的战略。
　　归纳起来，“新帝国”的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认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第二，对于所面临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第三，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第四，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第五，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减少美国对传统盟友的倚重；在这些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更加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第六，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以及对世界的“道义责任”，更加积极地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改造世界。第七，主张以“自愿者联盟”或“临时联盟”或“议题联盟”代替过去那种固定的军事同盟。第八，对“前沿军事部署”作重大调整，核心内容是增加基地，适当减少海外驻军。在亚太，美军的“前沿部署”线南移，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为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从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通过驻军伊拉克和中亚，将沙特的驻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加强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在欧洲，将驻德美军移至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靠近东欧和巴尔干的前沿。
　　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拥有最强大的战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国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布什政府对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正在对我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照上述调整的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威胁来源的重新认识从战略上暂时缓解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第二，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义，大大减少了中美之间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承认，大国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和平竞赛而非军备竞赛的历史机遇。
　　第三，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对于达成某些战略谅解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将新疆的“东突组织”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予以理解；布什最近明确反对台湾某些人旨在改变现状的“台独公投”，等等。
　　第四，美国对西亚———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动荡的弧形地带的前沿部署进行调整，表面上看好像是对中国的围堵，实际上并非全都是消极面。如果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军队的存在和基地的设置虽然从长远来说有提防、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用意，但就目前而言，主要体现在“反恐”以及阻止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方面。
　　第五，美国过多地崇尚武力，增加研发新武器的军事费用，发展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强化军事优势，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美国来说在下降，这可能使中国对“台独”的威慑力受到一定影响。
　　第六，“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战略增强了中国的不安全感。目前，这主要表现为美国在朝核问题上虽然表示愿意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但从内心里并未彻底放弃选择武力方式，而朝核问题的解决方式直接关系着中国国家安全。
　　第七，虽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改变”的目标设计主要针对“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但它实际上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设限和颠覆。对此中国应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提高警惕。
　　第八，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差距进一步拉大。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介入了与中国西部毗邻的中亚地区；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伊拉克设立军事基地，与从欧洲东移过来的美军以及它在这里最紧密的盟国以色列形成呼应之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掌控之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正在迅速增加，这样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和其他挑战。
　　第九，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使现行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面临重大挑战。由于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蔑视现行国际多边军控机制，以战略平衡为核心的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正在逐步瓦解；由于美国强调自身的所谓“行动自由”，在处理国际争端和矛盾中过多地采用单边主义的做法，以联合国为核心、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冲突解决机制被不断弱化；也由于美国更多地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使得军事因素在国际安全领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色彩进一步增加。
　　第十，美国更加强调用军事手段来处理国际问题的做法，可能会使美对台军事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的统一大业面临更大的障碍。而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面对一个奉行实力政策、蔑视国际制度而又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将可能遭遇更多的安全难题。
　　第十一，由于中国的崛起及中国绝对力量的增强，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始终是存在的。美国国内不时有人提出美国要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即使不能阻止至少也要尽量拖延或推迟所谓中国“霸权”的到来。对布什政府有影响的保守派实际上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最主要的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由于美国战略重心向“反恐”倾斜，一度彰显的中美矛盾变得不那么突出了，而且通过“反恐”和防扩散，中美在安全问题上找到了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合作有可能增加相互信任的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之间存在的战略误解。而美国提出的大国协调尽管带有很强的美国主导色彩，但如果中国应对得当，有可能为包括中美合作在内的大国合作带来新的潜力和动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对外战略中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以及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逻辑，正在急剧地消耗美国长期积聚起来的所谓“软力量”，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号召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它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不断扩大，美欧分歧日益突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如果美国被这些越来越多的对外问题所缠绕，对中国来说，可能意味着有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或相对较长的战略机遇期。
　　不利的一面是：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从西亚经中亚、南亚、东南亚到东北亚“不稳定的弧形地带”，实际上这个地带就是中国的“家门口”，也就是说未来的国际热点问题有可能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周边。美国的驻军、美国的前沿基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从长远看，这将使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总之，在美国塑造“新帝国”的全球化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将如何行事才能最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崛起，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