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开放的中国而言，一切进步和发展都来得太快。顺应着全球化分工的需要，逐步开放的中国用了20年时间，迅速崛起了一个以现代工商企业为经济主体特征的公司中国（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的形成必然伴随着与过去的权力主体之间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碰撞。在博弈和消长中，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新的思路，解决这些规律使然的矛盾和冲突。在各种观念争论中，一个新的名词闯入了精英们的字典——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是用来表达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新的术语。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已经并不新鲜，但是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应当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在中国企业家中还是比较含糊的课题。企业家们比较熟悉的是建设希望小学、捐献洪涝灾害、修桥补路以及各种花钱的慈善事业等等，许多地方企业对各种名目的外来赞助的要求不堪重负，避之唯恐不及。而一些怀着社会改良理想的企业家，则不仅施展空间受到挤压，有时候甚至陷入孙大午式的困境。

　　上半年的ＳＡＲＳ危机促使人们对社会责任的反思更加深入，人们不仅诟病缺少监督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和社群组织的缺位；人们还期待着企业超越基本责任（如纳税和就业等），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仅仅向慈善机构写出大额支票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了么？富有者慷慨疏财，如周正毅，他在ＳＡＲＳ期间一次拿出上千万捐款，但不久即因公司丑行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企业公民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念工具，将重塑环境的道德冲动和利益驱动转化为理性规范的企业行动。美国波士顿学院给出的企业公民定义是：“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全球ＣＥＯ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四是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关于企业公民，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解释是，企业公民是关于企业、政府和社会的新的契约关系。公民意味着法律保障下的权力和义务。将公民观引申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范畴——建立企业公民理念，不仅意味着对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还包括对其参与社会环境改造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企业公民超越了财富拥有者获慈善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企业理性选择下所承担的责任。

　　本报将2003年定义为企业公民元年，预言一个企业公民时代的到来。这一定性并非意在表彰尚未成熟的中国企业公民实践，而是为了提示企业公民的现实意义。

　　傅礼斯访谈录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业伦理教授傅礼斯先生（Ｐｒｏｆ．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ｒｙｘｅｌｌ）长期致力于企业公民问题的研究，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21世纪》：企业公民的驱动力有哪些？

　　傅礼斯：实践企业公民最直观的驱动力就是社会和环境的问题。政府的立法和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公民还有伦理和道德的层面。此外，市场的压力、消费者的选择、ＷＴＯ和国际标准，还有机构投资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公民实践的驱动因素。

　　《21世纪》：什么样的企业应当实践企业公民理念？

　　傅礼斯：并不是只有大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才有资格谈企业公民。这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许多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就是因为他们的创新满足了某种社会需要。创业企业家尤其要关注社会需求。

　　《21世纪》：你的ＭＢＡ学生对企业公民的理解情况如何？

　　傅礼斯：我的学生他们都对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所了解，比如能源短缺、自然禀赋的退化、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等等。但是他们对于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将，企业公民是一个新兴的理念。

　　《21世纪》：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呢？

　　傅礼斯：企业家要知道自己行为的全部涵义，而不仅仅是看到利润。比如汽车制造业，对全球变暖以及交通事故致死有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也被称为社会成本。如果不能够对这些问题有足够重视的话，就会惹来法律纠纷、社会的责难。这就是为什么壳牌石油和英孚总是声明他们有多么绿色环保，丰田和本田都在制造替代燃油的新型动力汽车，因为社会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且有远见的公司，他们在为占领未来市场作准备。企业公民并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企业公民与商业利益并不一定有本质上的矛盾。

　　《21世纪》：你赞成企业家把慈善行为和企业公民行动运用到品牌营销中去吗？

　　傅礼斯：如前所述，企业公民并不一定与商业利益矛盾，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对品牌会有益处。但是企业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你宣称自己怎么怎么好，一定会有人对你仔细审查，一旦发现了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

　　企业公民的根本驱动力是企业的文化价值。企业的善因举动一定要符合本身的文化价值并能够有持续。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在企业公民的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傅礼斯：我们要让企业参与，让社区参与，让员工参与。依赖企业家的良心是不够的。在中国，雇员的声音非常薄弱，他们的权益常常受到侵害但是没有力量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区也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如果有一个厂在某个地方排出污水废气，社区要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政府在企业公民发展中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框架和体系，提供激励机制。中国目前的框架和体系还不足以支持好的企业公民的发展。比如中国的环保法规很复杂很完整，但是法律执行并不十分有力。这种执行不力，使得许多好的按照企业公民标准实践的企业感到受到惩罚，而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却逍遥法外。

　　《21世纪》：你对中国企业的企业公民实践有什么建议？

　　傅礼斯：我认为在进行企业公民实践的时候，最重要的方面是做好企业基本面。一个没有盈利的企业，不可能发展下去，则也是不能成其为好的企业公民的。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将环境和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遇。

　　另外在支持一些公益项目的时候，有两点经验值得记取，一是要小资金投入，二是社区参与。向慈善机构写个大额支票，并不能使你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当你要开支很大一笔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入非非。

　　《21世纪》：请举一些你所知道的好的企业公民的例子。

　　傅礼斯：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典范的中国企业，李泽钜先生的长江控股集团下属的长江生命与科技公司可算一个，他们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机遇，在生态农业、医药、环保治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你知道李嘉诚父子的投资是很明智的，所以在企业公民的实践中一定有和商业利益重合的部分。关键在于怎样发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