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南宋状元、宰相，文学家。他在被元军俘虏关押期间，曾经呤咏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今天距文天祥"杀身成仁"已有七百余年，近八个世纪以来，文天祥的所作所为，他的诗文、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面对外侮内患，英勇不屈，逆境奋起，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外来侵略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分析文天祥先生的生死观，概括出文山精神，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去理解爱国主义，从而真正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一、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一般都认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人们奋起抵抗外敌入侵，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对民族、对家乡的山水、父老乡亲充满着某种深深的眷恋。许多人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实际上，这一沿习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爱国主义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法兰西民族有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有爱国主义，大和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爱国主义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的强烈程度甚至使世人为之惊叹不已。
　　所以，从历史与现实来看，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必然地吸附于某个特定民族，它日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国家主义的概念。如美利坚民族是世界许多民族的聚合体，但人们却洋溢着对美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等等。这样，笼统地把爱国主义归结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不对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妨碍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准确的了解和掌握。实际上，各民族、各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特质及表现，它们才真正是该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其不同于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本质和表现形态，它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因素，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和掌握的东西。那么，我们怎样去寻找这种独特性呢？应该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志士的言行中去发掘和探寻，从这一视角来看，研究文天祥之生死观及精神就有了特殊的重大意义。因为文天祥的一生恰恰体现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独特性，从而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因素。
　　文天祥之生死观和人生精神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加以概括和总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有机联系着的部分。

　　二、"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

　　文天祥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模塑出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自小读的是圣贤书，早就孕育出"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并因此走上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通过科举而中状元，而位极宰相。他既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后来，他以一介书生举义旗，试图挽救南宋王朝崩溃的命运，他一生均实践的正是《大学》中的古训，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再到"平天下"。尽管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终归失败，但文天祥却以其人格的高尚、道德的纯洁，和对理想的执著而获得众口皆碑，其事迹世代流传，成为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
　　儒家"天下为已任"的观念源远流长，是其理论的核心之一。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干七十二君而无所遇"的坚忍不拔，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名言；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特别是东林志士所提到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无不贯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无不发散发着强烈的"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文天祥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他最终兵败被俘，在长期囚禁之后英勇就义，以其人生实践成为"天下为已任"精神的最高体现。
　　"天下为已任"人生精神的实质在于个人必须跃出个人所获所失、所生所死的限囿，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其次，"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还要求人们具备一种对家庭、家族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对生灵涂炭、百姓祸殃有一种切肤之痛，并由此生发出巨大的人生动力，为民众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安乐而奋斗，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这些恰恰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爱"的根本要求。
　　细观文天祥的一生，无不感受到强烈的"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正是它促使文天祥抛开一切私利，摒弃所有个人的考虑，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直至最可宝贵的生命。

　　三、"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绝非指俗世欺压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更非指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指一种伟岸的人格，一种英勇不屈、无所畏惧的气节。现今人们一般都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指称文天祥，但恰恰忘记了孟子这段话的下一句"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文天祥之能在朝庭痛斥权势熏天的奸佞而毫不畏惧；之能面对虎狼般的元军变卖家产、聚众万余，毅然奔赴抗元战场；之能不畏艰险和生命安危，入元军大营，面对死亡的胁迫，高声喊出："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就是因为他具有"大丈夫"的精神。即便元军将领，亦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相顾失色，称为丈夫。"（《指南录·纪事》序）文天祥的确不愧是一个真丈夫，一个伟丈夫，一个大丈夫。因此，了解文天祥，把握文山精神，就必须首先弄清何为"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一词最早出自《道德经》，老子云：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

　　此处的"大丈夫"指具有大智慧者，他不妄加区分万事万物，也不主观地去评判万事万物，保持主体与客体的完全融会贯通，故而不需要社会的礼仪道德、个人的小智小慧。可见，这种意义的"大丈夫"并不是文天祥所刻意仿效和获取的人格与气节。文天祥真正服膺的"大丈夫"精神是孟子书中阐述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子·精诚篇》亦云：

　　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载霜，日月无不照明。

　　这种意义的"大丈夫"，指人们因内有充实之德性，外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故而能够在得志时，充分焕发个人的心智体能，为天下民众谋得幸福；在不得志时，也能坚持原则不动摇，做到富贵不能乱己之心，贫贱不能变己之志，威武不能屈己之节。这不正是文天祥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文天祥自小忧国忧民，入仕之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就任地方官，都对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安危有一种深切的关怀；而在抗元失败被俘之后，对高官厚禄的引诱毫不动心，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泰然处之，更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一个大丈夫的人格和气节的伟大。
　　现在的问题是，文天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成为"大丈夫"的？"大丈夫"作为一种崇高的人格和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理解文天祥精神的关键，更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及其精神特质的关键。
　　1281年，文天祥被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中，受到所谓"七气"的侵扰，即"水气、土气、日气、火气、人气、秽气"，他自称以一种"正气"而战胜了各种恶气的侵袭："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乱七，吾何患焉。"（《正气歌》序）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襟，也为了歌颂这种正气，文天祥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撼人心魄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可见，这种支撑着文天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正气"就是孟子所云的"浩然之气"，而孟子也是把浩然之气视为"大丈夫"根本属性的。所以，要具备大丈夫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就必须培育出"浩然之气"。
　　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本人就说"难言也"，认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慎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这说明，"浩然之气"虽"难言也"，但其基本性质是"至大至刚"；培养它的关键在"配义与道"，并且要持之以恒地进行道德修养，不可拔苗助长，也不能做一件有愧之事，等等。这种说法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指出的"天地有正气"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浩然之气"首先是一种道德的精神，但又不专属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意识，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物质，物质的精神。简言之，是道德观念的物化，否则就不可能"至大"--"塞于天地之间"--充满整个宇宙；亦不能"至刚"--无坚不摧--以至于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因此，由"配义与道"合成的"浩然之气"既是精神性的观念，又是物质性的实体。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跳出西方心物"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自近代"西风东渐"之后，西方由分析的思维方式孕育而出的心物二元论亦逐渐为现代中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们把精神与物质区分得很清楚，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二者不可混淆。当然，也有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之说，但这也只不过是指人们拥有了某种精神的观念，便可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转变成现实的行为，获得客观的物质的效果，这仍然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中国古代贤哲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拥有的是有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认为有精神物质相互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第三种的东西，"浩然之气"即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它不是纯粹的物质实体，而是精神的物质，所以，它可以超越个人肉体的束缚、限囿，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沟通，相互融为一体。所以，"大丈夫" 之有无穷尽的人格力量，不仅是因为它来自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根植于天地间的"正气"，故而"大丈夫"们可以从宇宙大化流行中汲取力量。又因为"浩然之气"不是纯粹的精神，而是物质的精神，所以，它才有无坚不摧的刚性，能够抵御住任何肉体的痛苦、外在的折磨、乃至死亡降临带来的悲哀和失落。
　　文天祥正是具备了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元朝以宰相之位相劝降，被其严词拒绝；元军以肉体折磨相压制，文天祥坚强地挺住了；元军又多次以死相胁迫，文天祥毫无惧怕。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文天祥在受到奸臣的排挤，贬官外放时，也从未动摇过其爱国爱民之心；在艰苦的囚徒生活里，也从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充分展示出其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质。这一切都衬托出大丈夫精神的崇高和可贵，也使文天祥成为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四、"三不朽"精神

　　公元前547年，叔孙豹指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人们摆脱个人肉体的限囿，实现精神上永恒的途径与方法。中国古人早就从万物的生死中悟解到人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人人都将或迟或早地面对死亡的降临。既然人们从肉体上无法达到永生，那么在精神领域能否实现不朽呢？叔孙豹认为是可以的，并提出了三条途径：崇高的品德可以使人世世代代传颂，建功立业可以让民众长久的受益，精辟的言论具有永恒的价值，故而三者都能使人超越短暂的生理生命的局限性，恒久地活在人世间，当然，这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儒家大师对这种"不朽"的观念非常赞赏，并大加发挥，孔子指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此"名"之"称"，实指人的声名传之后世。"君子"们不担心别的，只是担心死后默默无闻，追求的是逝世后仍有重大影响，事迹受到世代人传颂。在孔子看来，要"名称"，就必须有极高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生前富可敌国，人人知其声名，但死后却可能很快让人彻底遗忘，是谓朽之；一个人也许生前贫困潦倒、穷苦不堪，但只要他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幸福，那么就可能在死后声名显赫，受到人们的尊敬，是谓不朽。孔子说：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齐景公因无德死而"朽"了，伯夷叔齐因"仁"德死而不朽。因此，"三不朽"观念可以说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由死的观念引发出的人生观。文天祥的一生中，尤其是被俘后，对死亡的问题考虑得很多，也谈得很多，其中心旨趣正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最著名的当然是其《过零丁洋》的诗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表达了文天祥面对受元军铁骑践踏的大好河山心如刀割的悲愤之情，更阐发了他对死亡这个人世间最大的恐惧和痛苦之源的鲜明态度：任何人都难逃一死，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生前的努力奋斗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实现不朽。
　　1283年月12月初八，元帝忽必烈亲自召见关在监狱中的文天祥，许以中书宰相和枢密使之职，希望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刘岳申《文丞相传》）早已下了必死之念。次日，文天祥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被害之前，他作绝笔自赞，系于衣带间，其文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衣带赞》）

　　"义尽仁至"，即是道德品质上的极至，此正可通往"不朽"；而文天祥诗文皆佳，脍灸人口，读之令人血脉贲张，豪情勃发，此为言论的"不朽"。可见，文天祥以自己的心智能力、所作所为，特别是一腔热血实现了儒者"不朽"的理想，成为"三不朽"精神最真实的写照。
　　从理论上来分析，"三不朽"精神的实质，仍然是要求人们跳出"生"的限囿，在生前就立于"死"后来观照人生，用死后的精神性、观念性的所得来促使自己放弃生前物质性的所获。这种精神与"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的博大胸襟不同，亦与"大丈夫"精神的雄阔豪迈相异，它散发着某种悲壮的死亡气息。
　　一般人都喜生厌死，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则为了道义可从容就死；一般人都贪图生前的物质享乐，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则可弃荣华富贵如蔽履，甘受清贫、痛苦和折磨。这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崇高追求，它可促人灵魂净化，行为端正、思想言论纯洁，使人不断升华到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文天祥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三不朽"精神的民族英雄，所以他才能够超出常人的所爱所求、所趋所避，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以无所畏惧的态度对待死亡，从而给后人树立起一块丰碑。活着的人得到的是一种精神性的鼓励，而逝去的文天祥则获得了"不朽"。
　　从另一角度来看，"三不朽"观念实质上就是一种儒式的死亡观。儒家认"天地"有"好生之德"，万物的生长、发育，人类的生生不息，都体现着天地的本质--"仁爱"，所以，每个人都应珍惜生命，注重生前的道德修养，好好地生活，用"尽人事"来配"天德"。因此，儒者坚决反对无谓之死，反对人为地结束个人的生命，痛惜战争给芸芸众生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儒家圣贤看来，这不仅违背了人伦道德，也是对天地秩序、宇宙根本大法的亵渎。但同时孔子又有"杀身成仁"之说，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论，鼓励人们为道义的实现而从容就死。这是否与儒家的生命哲学相杆格呢？非也，这种"死"法实质上与"生"是相通的。在儒者眼中，一个人若能为道义而捐躯，就可获得永生。此"死"正好是通往"生"的环节，以己之一"死"而成就万古之"生"。当文天祥吟哦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时，他完全参透了儒家生命哲学的精髓，并决心成为这种哲学观念的践履者。事实上，文天祥通过自己的肉体之死，的确换来了精神性的永生，其人其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
　　概而言之，理解文天祥所作所为的关键，在深刻地把握他表现出的"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大丈夫"精神和"三不朽"精神；而这三种精神恰恰又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特质，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要素。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充分地体会到文天祥的人格、气节与精神的伟大，更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文山之人生精神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

　　本文为郑先生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