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晚清商界，要说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江浙一带的“财神”胡雪岩，不过，与胡雪岩同时代还有一位商人王炽，绰号“钱王”。1900年，英国《泰晤士报》曾对一百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中国云南的王炽，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01在危局中看到商机

王炽，字昌国，号兴斋，因排行第四，又称“王四”。王氏先祖原居于江苏南京山阴县,后迁至云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王炽生于云南弥勒县十八寨(今虹溪镇)东门街。十四岁时，父亲病故，三位兄长也先后因病早故。

家计窘困,靠母亲织布售卖和缝缝补补为生。母亲为求出人头地，仍希望王炽能够学些本领。遂在他七岁时，送至私塾读书。如此坚持数年，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方让他弃学习商。

1852年，王母变卖首饰，凑得本银二十两，让他在本地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一些本钱。

咸丰年间，因为地方官处理民族矛盾不当，造成云南各处起义，一时盗匪横行，道路断绝。老百姓要卖自己出产的东西，没人敢来买，要买急需的商品，没人敢来卖，各村各镇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王炽就在这样的危局中看到了商机。

他组织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成立“滇南王四”马帮，专门在各地做互通有无的生意。马帮规模不大，但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守信，不几年之间，已经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在各乡里镇都有了一批稳固的客户群。

王炽仗着自己眼光准，胆子大，掘到了第一桶金。可是，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得知泸西某镇急需一批药材，于是定好价钱后，飞马前往省城购药，到了省城他傻眼了，这批药材刚刚被人买走一大半，剩余药材的价格立马翻了几番。

见此情形，马帮里有人劝王炽放弃这笔生意，或者买下药材后回去也如法炮制加价出售。王炽经过深思熟虑后，不但没有听劝，反而按照目前的行市高价进药，又用当初谈好的价钱低价卖出，只这一笔，他就损失了十余趟买卖的利润。

不少人这件事当成王炽的一件傻事往外传，没料到，这傻事传得越广，“滇南王四”马帮的生意就越好。王炽本钱不够，老百姓宁可赊账，也愿意把货物卖给他，说要是连滇南王四都信不过，那就没有能信得过的马帮了。

02因“信”而立，终成“钱王”

同治年初，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因一场斗殴而匆忙出逃，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王炽见当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

为扩大规模，他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还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

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便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天顺祥”一炮打响，王炽的实力与信用很快就传遍了川滇两省。当他的“同庆丰”钱庄开业时，根本就不必去费心拉主顾，人们争相把银子往钱庄柜台里送。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

随后，王炽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

王炽由此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

03秉承“以德经商”

王炽虽富甲云南，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王炽在经营上不故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不仅如此，王炽还仗义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同庆丰”并非无所收益，还军后，垫借之款及利息都全部收回。岑、鲍二人还将王炽垫借军饷事奏闻朝廷，诰封王炽为候选道员。自此，“同庆丰”声名益著，且与地方官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优势无人能及。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最让人称赞、也是最为惊险的成功之举是在1900年。这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费用浩大，供给难继。王炽令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务保两宫用度无虞。

一方接济，一方赚钱。在战乱之时，北京的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而金银及重物不便携带，王炽下令北京“天顺祥”号照常营业，冒险代存王公卿相之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待八国联军退出北京，秩序恢复，“天顺祥”所存之货陆续售出，获利数倍。慈禧太后回京后，对王炽大为赏识。

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王炽所受恩宠，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1903年12月25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回到了故里弥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绿水的十八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