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全国媒体深化融合转型，传播触角延伸至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旅宣传等各个领域，传播活跃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舆论引导、价值传递层面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但同时我们也需正视：当下舆论监督的力度与效能，尚未完全匹配公众期待，甚至在部分领域存在明显缺位。

法治化建设推进多年，我国各行各业逐步形成“依法履职、按规办事”的共识，“人情行政”“弹性执法”的空间被持续压缩，治理效能的提升有目共睹。反观部分媒体的舆论监督工作，却常常陷在“怕得罪人、怕担责任、怕捅娄子”的顾虑里：碰到敏感事件就做“老好人”，发现问题苗头先等上级指示，本该主动出击的监督职能，慢慢变成了被动应付的程序性工作。长此以往，不仅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会被逐步消耗，更会拖慢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进步节奏。

要破解这一困局，媒体不妨多向其他行业取经，学习他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敢于“不怕得罪人”、“不做老好人”。聚焦具体的人和事开展监督，让监督真正落地到实际问题上。比如向司法系统学习敢于顶真的态度，“以事实为依据”的严谨性，所有监督报道都锚定确凿证据，不偏听偏信、不预设立场，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结论都经得起检验。比如向政务服务系统学习“权责清晰”的规范性，明确舆论监督的边界和流程，该跟进的事件绝不推诿，该发声的时刻绝不缺位，既不越界干预正常的司法程序、行政决策，也不随意放过侵害公共利益的问题线索。

舆论监督不是媒体的“自留地”，更不是用来博流量的工具，它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推动问题解决、促进社会进步。这几年我们看到，不少媒体针对食品安全、公共服务短板等问题的深度报道，直接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完善、行业乱象的整治，这就是舆论监督公共价值的最好体现。

古人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对媒体而言亦是如此。这里的“法”，既是新闻工作的职业准则，也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社会责任，更是推动社会向上向善的公共使命。与其在“要不要发声”的纠结里内耗，不如沉下心打磨报道的专业度，像医生诊病那样精准找到问题症结，像工程师攻关那样耐心推动问题解决。

舆论工作的底气，不是来自“不出错”的安稳，而是来自“说实话、办实事”的扎实。当每一篇监督报道都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每一次发声都经得起公众和时间的检验，媒体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瞭望者”，才能不负公众的信任与期待。

（作者：詹晓东，知名党媒工作者，全国“三项教育“先进典型，“魅力浙江“称号人物。习惯独立思考，先后在乐平报、江西日报、浙江日报、新华社等从业3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