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六天便是9月25日。把日历翻回四十多年前的1980年，这一天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成为一份特殊的历史宣言：在人均GDP不足300美元、耕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40%的发展关口，党以强大的组织号召力推动计划生育国策落地，用一代人的生育让步，换来了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资源的黄金窗口期，为那段特殊时期的经济起飞筑牢了人口平衡的根基。这不是抽象的政策选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发展负责的务实决断。

时移世易，今天的我们正站在人口发展的又一个历史岔路口。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792万人，总和生育率跌至1.09，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41‰，不仅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更是超出了五年前学界最悲观的预测。当前育龄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占比已超过六成，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正在进一步收窄人口结构的调整窗口。若按当前趋势推演，仅需再过50年，我国总人口或将跌破5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当前的62%降至40%以下，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养老负担的几何级攀升、创新动能的持续衰减，更可能对产业链安全、公共服务供给乃至民族存续基础形成深层次挑战。这绝非简单的社会变量短期波动，而是关乎国家发展命脉与民族复兴进程的长远战略命题。

回望过往，我们曾依靠制度优势与群体示范，顺利完成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任务；立足当下，我们同样可以用机制的力量激活生育意愿，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破局。中青年干部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恰恰是连接政策设计与社会落地的关键纽带——四十多年前，正是党员团员带头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才让政策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识与行动；今天，这一群体依然可以成为婚育新风尚的引领者，率先践行积极婚育观念，用实际行动消解社会层面的生育焦虑，为全社会作出看得见、学得到的示范。

推动干部群体主动生育，核心逻辑不是空泛的道德号召，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完成“反向破局”：让生育不再是职业发展的“绊脚石”，反而成为干事创业的“加分项”。一方面要打通生育支持的“最后一公里”，从普惠托育学位供给、孕期与哺乳期职场权益刚性保障，到教育资源均等化、多孩家庭住房补贴，逐一破解“不愿生、不敢生”的现实梗阻，用公共服务的下沉分担生育的个体成本；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清晰的正向引导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晋升环节，将生育情况作为责任担当的重要参考维度，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抚育二孩、三孩的干部——愿意为家庭尽责、为后代付出的人，本质上也更具备公共事务治理所需的责任感与共情能力，这一导向不仅是对生育行为的鼓励，更是对干部评价体系的优化。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机制引导绝非“强迫命令”，更不是对生育自主权的干预，而是要在充分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向全社会传递清晰的价值信号：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家庭私事，其产生的人力资本正外部性，本质上是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贡献。这种价值导向已经在地方实践中显现出积极效应：湖北天门市专门召开青年干部职工鼓励生育工作推进会，引导干部带头宣传政策、践行科学婚育观念；多个省份在事业单位招聘与干部考核中明确不得设置生育相关的歧视性条件，这些探索都在逐步打消干部群体的生育顾虑，为更大范围的政策推广积累了经验。

从“控制人口”到“鼓励生育”，跨越四十多年的政策调整，背后始终是实事求是的治理智慧，一以贯之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当年推行计划生育，是为了让更多群众能够共享有限的发展资源，摆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同样是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不必在职业追求与家庭幸福之间做两难选择。为中青年干部解除生育的后顾之忧，本质上是为实干者撑腰、为担当者解忧，让大家既能在岗位上建功立业，也能在家庭里享天伦之乐，更能为民族的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只有顺应时代需求的动态调整。生育意愿低迷的背后，是发展阶段切换、社会观念变化、生活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我们坚持用制度分担生育成本，用正向引导传递社会认可，不仅干部群体的生育意愿会逐步激活，整个社会的生育友好氛围也会加速形成。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每一次人口政策的调整，都是我们对发展规律认知的深化，而这一次的探索，也终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发展之路，为民族的长期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詹晓东，知名党媒工作者，全国“三项教育“先进典型，“魅力浙江“称号人物。习惯独立思考，先后在乐平报、江西日报、浙江日报、新华社等从业3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