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先生之逝，忽忽已三年矣。余与先生交垂三十年，自戊戌、辛亥以迄抗战，凡国家大事，几无役不与，而先生之学行志节，尤余所心折者。今先生墓木已拱，而余犹健在，抚今追昔，不禁泫然。

先生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幼颖悟，年十五中秀才，后弃文从武，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松坡（锷）同学，同以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一时传为佳话。归国后，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桃李满天下，国共名将多出其门。

余初识先生于民国初年，时先生方佐蔡松坡讨袁，余亦在京，过从甚密。先生为人，温文尔雅，而风骨凛然，议论风生，识见超卓。其于军事，不尚空谈，而重实际，尝谓：“现代战争，非单一武器之较量，乃国家总体实力之对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缺一不可。”此论与余平日所论不谋而合，故引为知己。

先生虽为军人，而于文学、哲学、历史、艺术，无不淹通。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先生为之序，叹为杰作；《国防论》一书，于抗战前夕出版，预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其远见卓识，至今犹令人佩服。先生尝语余：“吾国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欲求复兴，必先新民，必先强兵，必先富国，三者缺一不可。”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民国八年，先生随梁任公先生赴欧考察，余亦同行。遍历英、法、德、意诸国，亲睹战后欧洲之残破，益知战争之残酷，和平之可贵。先生于欧战之得失，各国之政制、军事、经济、文化，无不悉心研究，归而著书立说，以饷国人。其《欧洲大战之后》《德国战败之原因》诸文，皆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先生一生，以国家民族为念，不计个人得失。反袁之役，先生与蔡松坡、梁启超诸公，共襄义举，出生入死，卒成再造共和之功。其后，虽屡经挫折，而爱国之心，始终不渝。西安事变，先生居间调停，力主和平解决，为国家统一，立下大功。抗战军兴，先生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日夜操劳，以培养抗战人才为己任。其于青年军官，谆谆教诲，勉以报国，尝谓：“你们年轻人，活着看中国的翻身；我们老年人，该为国家拼一拼命。”闻者莫不感动。

先生之为人，至情至性，笃于友谊。与徐志摩先生，生死之交；与梁任公先生，师友之间；与蔡松坡先生，情同手足。其于家庭，伉俪情深，夫人左梅，日本籍，自嫁先生后，即断绝与日本之联系，相夫教子，贤德可风。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先生病逝于广西宜山，享年五十有七。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明令褒扬，谓其“精研兵法，著述宏富，入参戎幕，多所擘划”。先生之逝，国家失一栋梁，士林失一导师，余亦失一良友。

先生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备矣。其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其人格风范，光照后人。余每念及先生，辄肃然起敬。今值先生逝世三周年，谨述其生平大略，以志哀思。先生有知，其亦许余为知己乎？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张君劢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