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汉朝军队与匈奴漠北之战后，匈奴向西北退却，盘据阿尔泰山以南与汉廷抗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以西受匈奴挤压和控制的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族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公元前104年，又派李广利出征并击败大宛，匈奴“右臂”被断。此后，东汉和随后的曹魏继续汉武帝时期的反击政策，匈奴南下不得，被迫向西进行大规模迁徙。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颇有微词，认为他不够慎重，因而“建功不深”。他说：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

这意思是说：俗人谈匈奴之事，其弊在为取宠一时，因而极力谄媚奉承，进上虚言，以突出其片面意见。这些人全然不考虑敌我利害；将帅们也倚仗中原国土广大，士气昂扬，君主依此决策并因此“建功不深”。

现在回头看，司马迁的评论反映的是局部真理，这是他的知识不能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就会认为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是一位逆天时而强势开辟历史进程的伟大君主。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果断反击并迫使匈奴西迁，那此后欧洲日益破碎的版图可能就会先在中国出现。

据《汉书》记载，匈奴被打败后，“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 就这样，在西遁于乌孙的匈奴人的冲击下，西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匈奴冲击乌孙，乌孙冲击大月氏，继而大月氏人冲击塞人和大夏。在北方，击败乌孙人的匈奴人，继续西进冲入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康居，公元4世纪末，又击败位于今南俄顿河以东的奄蔡（又名阿兰）。就这样从公元前2世纪初始，一支被汉武帝击溃了的败旅向西层层推移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公元5世纪时竟释放出足以冲毁整个罗马帝国的巨大能量：在因天寒无法北退、南下无望，而西进又日趋温暖的历史条件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只能由东向西洪水般地压去，远距离的行军使各氏族组织日益军事化并一路将原住民用暴力打散，形成铺天盖地的力量向罗马世界压去。

我们由竺可桢先生提供的“10 000年来挪威雪线高度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可以进一步看出，公元1世纪后欧洲气温在上升，而中国气候在大幅跌落。公元1世纪初至公元270年间，中国“气候寒冷，且波动中逐渐趋冷，平均气温较今大致低0.5℃”。此时正值中国西汉末经东汉、三国至西晋初年间。汉武帝大规模的反击匈奴政策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力量反推向天气日暖、生存压力正在逐渐缓解的欧洲大平原，这大大缓解了后来西汉和东汉末期的社会危机。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汉武帝起始的积极、坚决和长时不懈地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政策，若再考虑到罗马的力量也正在向东方迅速扩张的压力，那后来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蛮族入侵”，可能就会发生在同期的中国，同样被“蛮族”冲散的欧洲版图可能也会发生在同期中国。汉武帝在天时不利的寒冷时期倾其全部资源抵住了匈奴南犯的压力，这不仅再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同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扭转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h J.Teggart）在《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

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9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廷和吐鲁番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31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爆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次中仅3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多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