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的青年
公元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高州谢鸡镇石塘村一户普通农家。他的父亲是位淳朴的农民,虽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却意识到,穷人唯有读书才有出路,于是,他的父亲节衣缩食,举债送子上学。作为家里第一个读书人,丁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不畏严寒酷暑,刻苦学习,终于不负重托,考上了广东久负盛名的学府——高州中学。读书期间,丁颖常因没米开饭而深感粮食的重要,也更加深切体会到父老乡亲们的艰难,立志“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
中学毕业时,心怀梦想的丁颖发出“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的宣言,考取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选择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的举动引来同学们不解的目光,却得到时任高州中学校长的大力支持,他还获赠了每届毕业生只赠送一支的派克笔。手握派克笔,就像握住了坚实的依靠,少年丁颖浑身充满着力量。
丁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了一年,1912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资格,继续他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的逐梦之旅。之后两年,他三渡扶桑,辗转日本三所高校,中途因时局动荡、家境困窘,两度辍学,先后回到高州中学和广东高州农业学校任教。工作之余,埋头苦学,继续寻求科学救国救民之路,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学业,并在36岁那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学农、爱农、务农”的教育家
1912到1924年,丁颖在广东高州农业学校任教,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搞育种研究。他办农业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主张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实在,又接地气。为了拓展育种研究空间,他积极筹建中山大学农学院南路稻作试验场和广东南路蚕桑中学,并在高州农校北街农场开辟桑园,作为教学基地。
1924年,丁颖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现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稻作试验总场主任等职务。他潜心农学,给自己约法三章:一不涉足官场,二不累积财产,三只当好教授。
20年代的中国农科院系,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地步,可供教师参考的资料奇缺。丁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愿拿着洋教材照本宣科,夜以继日翻阅农书古籍,开辟试验田反复试验,积累资料和实践经验,编写讲义,撰写论文。经过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逐渐建立了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
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当时的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丁颖虚怀若谷、宽容大度,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
“学农、爱农、务农”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献身农业科技研究的初衷,更是他对师生们进行教育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常勉励学生:“学农业科学的人,一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业生产,有了‘爱’的热情,当然抱有奋斗精神,能够为事业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而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利益。”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是他常说的一句名言。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古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描写的场景,是他不怕日晒雨淋、深入田间地头的真实写照。每逢水稻早期插秧、生长中期调查、收稻的时候,他都会卷起裤腿,与学生、农民一起下田耕作和勘察。甚至到1963年,他已75岁高龄,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赤足下田,亲身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长发育的影响。
他正直而真诚。新中国成立后,当他的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时,他一视同仁,不予录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他在1956年6月1日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末尾这样写着:“希望今后能够在党的组织领导和直接教育下,来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最大而最有效的力量。”他践行自己对党的承诺,身体力行书写为人民办实事、与百姓心连心的真情。
他勤俭而节约。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他都要捡起来送仓库保管;餐桌上,他的碗是最干净的,没剩一粒饭和一滴菜汤,如果有谁丢落饭粒,他会引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进行教育;为了祝贺他60岁诞辰,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送他,直到去世前,他还在使用,成为了身上贵重的遗物。
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一大批青年学生:牢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工作作风。他一生冲淡,质朴低调,为国家培养了黄耀祥院士、卢永根院士、吴灼年教授等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
著名遗传学家、布衣教授、2017年感动中国的卢永根院士,是丁颖的得意门生。在丁颖去世后,卢永根跟随恩师的足迹,带领学生,小心地保护着恩师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资源,并将其命名“丁氏稻种资源”,以纪念丁颖院士。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是卢永根的学生,一生专注水稻育性研究,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他向媒体坦露自己的心迹:“回国21年来,我的研究追随丁颖、卢永根两位院士,不搞花架子,踏踏实实,实事求是。”
一株稻穗,百年芬芳。华南农业大学“一脉师承三院士”,被传为了佳话,三位水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虽处于我国的不同时期,身上却有着同一种品质:一生为农,两脚沾泥,淡泊名利,不计得失,只做“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和“真诚的劳动者”,为世人诠释了奋斗和奉献的真谛。
“这辈子都没有懒过”的科学家
1924年,在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期间,丁颖就已在广州东郊的“广州农林试验场”开展试验,深耕他的农学家之路。
1926年,他在学校附近犀牛路尾的水塘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野生水稻,就把这株水稻命名为“犀牛尾”,把野稻种子与栽培稻杂交。经8年的反复筛选,培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这一品种在两广地区推广繁衍,成就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农人争种中山白”盛况。在发现野生稻十年之后,他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农家栽培稻杂交,获得了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最大一株稻穗竟结有1400多颗谷粒,沉甸甸、金灿灿的稻穗像散开的高粱穗子!这项成果轰动全球,日本的《农业及园艺》杂志立即刊登了照片。
1927年,在茂名县公馆圩,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260元,租下了60亩贫瘠的“望天田”,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建起5个稻作试验场。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头顶烈日,躬身劳作,吃住在试验场的农房里。这位留洋教授与当地的农民没什么两样,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他为“谷种佬”。每天大家休息后,这位“谷种佬”却在油灯下继续写作研究,直至夜深。当经费难以为继时,他用“卖青苗”预售良种的办法,勉力支撑起实验所需的一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多年的艰苦经营,丁颖陆续育出了“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60多个优良稻种,为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稻种具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特点,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他心底那个让父老乡亲早日摆脱饥饿的梦想,正在一步步靠岸。
有一天,已是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在粤北山区田间考察时,突遇土匪拦路抢劫,抢走了他装满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当土匪获悉抢的是为民众造福的“谷种佬”后,后悔又惭愧,不但把公文包还给丁颖,还附上了一封道歉信。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前,中山大学决定西迁云南。在撤离前夕,大家都在慌乱地收拾着行李,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把400多个水稻品种和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包装,差点误了撤离的航船。而那些被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和番薯苗种,一直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1957年,丁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文章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植物学和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华南,纠正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的错误说法,又以生态学的观点,阐明了中国栽培稻种的演变及各类型间的关系,为稻种分类和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成为当时学界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主编《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中,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丁颖在田野上躬耕40年,从事稻作科学研究40年,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的论文,享誉中外,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论文是工作的总结,更是指导工作实践用的,只有把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才能实现父老乡亲的碗里都能装满粮食的梦想。
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
1963年,他身患重病,还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奔波劳累,他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才带着大量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三个月的疗养期他只住了37天,就瞒着大家,跑到了南京,去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再到山东考察稻作。他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作了考察报告。
1964年10月14日清晨,丁颖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弥留之际,他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懒过。”他的确做到了,满怀赤诚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了土地,献给了他热爱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
10月18日,我国科学、教育界一千二百多人汇集中国农业科学院礼堂,举行公祭活动,沉痛悼念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著名农业科学家丁颖。首都各界对他的的悼词称:“丁颖同志的一生,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的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恩来总理称赞丁颖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1989年,广东省科协设立了“丁颖科技奖”,这是广东省首次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重大奖项。
1990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农业科学家丁颖”纪念邮票。
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丁颖“矢志为民、务实求真、身教以德、敬业乐群”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新人奋斗在新的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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