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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悦:“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其人其事       
陆悦:“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其人其事
[ 作者:陆悦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59    更新时间:2024-06-15    文章录入:admin ]

 

 

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当提到杂交水稻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刚去世不久的袁隆平院士。他为填饱国人肚子,在水汪汪、绿油油、金灿灿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奔忙一生,奉献一生,将杂交水稻发展到新的高度,深受百姓爱戴,乃人之常情。

沿着水稻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也想起另一位水稻巨人——袁隆平的前辈、中国稻作学奠基人、杂交水稻先驱丁颖。他培育的高产稳产优质种子“中山1号”及其衍生品种,香飘祖国大江南北60年,推广面积达1.24亿亩,不知道填饱了我们先辈多少人饥肠辘辘的肚子。或许是时间淡化了过去,现在人们端起饭碗时,却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丁颖为何人。在这里,我无意纠缠杂交水稻的发明孰先孰后,贡献孰大孰小,毕竟时代和环境不同,但他不应该被岁月遗忘,也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若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大名享誉中外,不但是中科院院士(广东第一人),还是曾受聘于前苏联等多国院士,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农民兄弟尊称为“谷种佬”。或许正是他的先行先试和形成的稻作学理论,才成就了今日杂交水稻的辉煌。可以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是一代代农科人千淘万漉的心血结晶,功勋章里也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

公元1888年,一户贫寒农家,一个幼小生命,在粤西莽莽崇山峻岭的高州呱呱坠地,这就是丁颖,古老的鉴水给他注入了无穷的灵气和勇气。

丁颖七岁那年,父亲意识到唯有读书才是穷人的出路,便勒紧裤带举债送子上学。作为家里第一个读书人,丁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头悬梁,锥刺股”,苦学不止。天资聪明,加之学习刻苦,志存高远,他不负重托,从私塾考上广东久负盛名的学府、当地县城的“洋学堂”、至今仍是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高州中学。在校期间,他常因没米开饭而深感粮食的重要和乡亲们的艰难,立志“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忍饥挨饿,在知识的海洋里矢志求索。

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向左走是一种命运,向右走又是另一种命运。中学毕业时,心怀梦想的丁颖选择与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发出“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的宣言,引来同学的不解和规劝。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从泥土中出来的人,谁又愿意再回到泥土中去。当他执意考取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时,却得到时任高州中学校长力挺,临别给他赠送每届毕业生只送出一支的派克笔,从此开启他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的圆梦之旅。但每当他抚摸着漆黑透亮的派克笔时,认为毛笔书写已落后,便产生出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念头。当时,日本先进的农业科技走在世界前列。1912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这对一个贫民子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更是多么了不起。从1912年到192412年间,他三度远涉重洋,辗转日本三所高校,中途还因时局震荡、家境拮据等不得已原因,曾两度辍学返乡任教,最终以过人的意志和毅力完成学业,大器晚成,并在36岁那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当丁颖又一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他不改初心,学成归国,以瘦削的身驱,深扎于中华民族世代耕作的田地里,守望着稻穗的花开花落。从此,一边教书育人,一边马不停蹄开展育种研究,为科技兴农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精力,迎来硕果累累的金色稻浪,翻开了我国水稻种植的新一页。

19273月,时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教授的丁颖,在离家乡不远的茂名公馆,用自己的微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260元,租下60亩干旱贫瘠的“望天田”,建起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他要在这片“望天田”上,培育、寻找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水稻良种,让父老乡亲尽快填饱肚子。尔后,他又采取“卖青苗”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科研经费不足,先后在广东增设广州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东莞虎门、梅县东江、曲江北江等试验分场,大面积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水稻栽培技术,大大促进华南地区粮食生产的增产增收。如今,广州繁华的农林路,也是丁颖当年的试验田,曾留下他与追随者无数赤脚下田的印记。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真正使丁颖育种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是在1933年。这一年,他利用1926年在广州郊区犀牛路末端一个水塘里发现的野生水稻“犀牛尾”,进行多年自然杂交试验后,终于成功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水稻著名新品种——“中山1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采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自然杂交育种的成功尝试。每一粒种子,都闪烁着丁颖不畏失败、勇于探索的汗珠。“中山1号”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培育杂交水稻的信心和决心,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36年,他再接再厉,再攀高峰,选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轰动了东亚稻作学界。于是,他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从中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广泛推广应用,对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品质发挥了极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学界权威。

一天,已是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在粤北山区田间考察时,突然闯出土匪拦路,要他留下随身带的公文包。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敌过凶悍土匪?于是,丁颖恳求取出资料,把包留给他们。但土匪一边挥舞刀子一边说:“你当我傻瓜,东西取出,这个包还值屁钱。要命快滚……”无奈,丁颖只得放下公文包离去。怎料丁颖遇劫消息传开后,当地民众纷纷声讨: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抢劫“谷种佬”,就不怕上天报应。当土匪获悉抢劫的是为民众造福的“谷种佬”时,便心生后悔,把公文包奉还丁颖,还附上一封道歉信。可见,丁颖当时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要知道,他育出的每一粒种子,都连着群众的肚皮。

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后,年逾花甲的丁颖如鱼得水,迎来人生的第二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不但当选全国科协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还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恢复生机。而这一切,对曾饱受动荡困扰而一度无法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他,是莫大鼓舞。他夜以继日,卷起裤脚,奔走田头,收集到7000多份稻种。苍茫原野,陌陌田间,留下他前行的足迹;五谷丰登,金稻飘香,挥洒着他辛勤的汗水。

1957年,国家组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德高望重的丁颖,以年近七十岁高龄,在亿万双眼睛的期盼中,赴京出任首任院长。更广阔的天地,让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作为。他一边赶往全国水稻产区推广种植优质稻,一边潜心稻作理论研究,着意为后人研究水稻育种、栽培技术提供科学方法和工作指引。他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阐明了中国栽培稻种及各类型间的关系,为稻种分类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科学依据。他一生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论文,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其研究成果成为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学界称之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回国21年来,我的研究追随丁颖、卢永根两位院士,不搞花架子,踏踏实实,实事求是。”2017年,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接受媒体采访,坦露心声。而卢永根则是丁颖的得意门生。“一门三院土”,都是不同时期的稻作学领军人物之一,更是“修德、博学、求实、创新”的丁颖精神的薪火相传和结出的桃李芬芳。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粒看似不起眼的稻谷,却承载着民族的福祉与未来,它背后浸透的是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血汗。1964年,“对工作要求甚高,对生活要求甚低”的丁颖,身体出现异常情况,仍带病坚持工作,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后,又接着前往山东等地指导水稻栽培,以致病情急剧恶化,不久便撒手人寰,以76年人生创造出无数的荣耀与辉煌,为后人树起一座科技兴农、孜孜以求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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