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即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分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判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说来虽奇怪，却不是无因无缘。历史自有历史的逻辑，快眼可以抉发。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都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在我们中国，则上自吴越战争，下至秦始皇兼并六国，为期约二百五六十年。在希腊罗马史，则上自腓尼基战争，下至凯撒时代，为期约二百年。埃及印度各体系的文化，也都各有各的战国一段落。

欧洲文化，崛起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后，虽处处显露着希腊罗马的影响，但在整个体质上乃是独立的体系。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的各幕热剧，乃不可遏止地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且还决定了现代世界史——人类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模型与方式。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这段热剧，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早已渐成雏形，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战国七雄”的先驱一般。但真正开幕之期，似可以拿破仑战争为准；充量的揭发，大可能还要包括此后的三五百年。

二

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

战本来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专有品。战国时代之战，所以大异于其他时代之战者，有三个大趋向在。这三个大趋向，因为了各个文化体系的内外在环境之特殊，主观客观条件之差异，当然不免也有和缓与极端发展之不同，部分与充分表现之互别。但是演化的形势以及发挥的作用，大体上都能够绰约相等。旷观中外古今，战国时代之所以为战国时代，战国的战之所以为战国的战者，理由都在这里。

（一）战为中心。——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偏重的中心现象。这个中心现象一方面决定了那时代的“统相”（gestalt），一方面也就说明了那时代的意义。宗教时代，信仰中心。经济时代，企业中心。革命时代，社会改革中心。战国时代，战争中心。所谓战争中心者，战不但要成为那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在宗教、经济、革命各时代，战的主要动机，多出于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事实；战的进行，也并不积极干涉信仰、企业、社会组织等等的主要内容。到了战国时代，战的威胁与需求迫切到一个程度，而战乃竟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社会上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一向所谓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战的威力反要加紧地、加速地取得主动的地位，而积极决定其他一切的内容与外表。

（二）战成全体。——其他时代的战，性质不免“片面”。参战员的数目有限，作战物的品类不多。到了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这种气象，在中国的“战国阶段”就露出相当的规模，既不是以前的封建以至春秋时代可比，更不是以后的大一统局面下“雍穆熙和”、“粉饰太平”的一套。在中国的战国七雄中，比较最能彻底推行全体战的，便是秦国。现代所谓全能国家如德、意等等，都可说是“秦之续”而变本加厉。正所谓恶作剧的时代，一方面是投机而生，一方面还要挟时而进的。浅见者流，到了今天还要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当作一种专对民主潮流而生的反动而讨论，就好像宇宙间森罗万家，除了维克多利亚的民主政体，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拱绕着民主两字而或正或反！真迂腐极了。

这并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说事到今日，实在险恶到惊人的程度，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的民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把占着时代的核心的，乃是“全体战”三字。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

因此，民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而这个关系，也绝不是形式政论者所能先验预断；真正关键乃在乎一个民族对其所惯有的政体实际运用的活力、应变的机能之如何。民主与全体战本不必有先天注定的冲突；在某些意义下，可说全是全体战的一种好条件。这点将来再论。此刻所要指明的：时代意义的核心，必须先切实把握。目前的若干全能国家，尽管他们发言代表人如何解释，在客观的基本历史作用看去，说是为了要民主而全能，毋宁说是要全体战而全能——就仿佛商鞅废井田、改税法、抑贵族、明赏罚，目的要把秦国彻底地变成个道地的战国时代的国家，哪里是要拿着“反封建”来当他的大前提。

“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我们要知“时势”，用不着再捧出那班实验派的专家，请他们调查统计，来一五一十地在纸上苦作推敲。但看十数年来全能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呱呱坠地，我们可以无疑地判断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战国作风”了。

（三）战在歼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国的战，最惊人的色彩在这里；战国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作用也在这里。

战有两种：一曰取胜之战，一曰歼灭之战。前者的结局，最多也不过赔款割城。后者的结局，则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在我们国史上，春秋时代七大战都是属于前者。吴越战争，开始露出歼灭的倾向。到了战国时代，便愈战而愈显出歼灭的本色。齐桓公“兴灭继绝”的半封建作风，晋文公“退避三舍”的贵士豪概，有如岳阳黄鹤一去不返了。

所以然者，春秋时代之战，目的尚在维持国际的均热：大国对大国，只求名义上“让执牛耳”；大国对小国，也多半只要它“听命”而不对它“占领”。到了战国时代，乃有一种崭新的欲望产生——即所谓“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之心了。换言之，就是统治世界的企图。

唯其如此，胜者对败者的要求，绝不是割城赔款所能满足；即使满足，也是暂时又暂时，不转瞬间，“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了。如此一次又一次，必到你全部消灭而后已。所以战国时代之战，其特别可怕处，尚不在战之“多而大”，乃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不在取胜战少而歼灭战多，乃尤在乎一切的取胜战都是着意地为着歼灭战作先驱！演到最后的一阶段，两雄决斗，一死一生，而独霸独尊的“世界大帝国”告成。我们古代的国史如此。希腊罗马史也是如此。目前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世界史，它此后的发展，是否可以独成例外呢？这只有让时间供答案。目前的事实，是歼灭战已开始展开。

三

一个文化，演到某阶段而便有战国时代的来临，并不是偶然之事，也不是神秘天工。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发展到相当程度，各区域、各民族间的接触也就日繁，互依赖、互摩擦的情节也就日多。在那相吸相抵的矛盾境界中，较大的政治组织成为了逻辑的必需。并吞的欲望就在这里产生。由欲望而企图，由企图而行动，于是战乃不可免。战到了相当尖锐化，战国时代遂岸然出现于人间！

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各种问题，论理是“不道德”，也“不经济”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仁义派”的孟子与“功利派”的墨子之反战论，与现各国思想家的和平主义，根本原无二致。无奈理论自理论，事实与事实。向来理论家和平呼声涨得最高之时，也正是战国局面急转直下之倾。好像战国时代的国家每每脱不了战国时代的气质的。它固然也想平心静气来“解决”国与国间的各种实利问题，但——它更想要逞力制胜，取得独霸独尊的地位。道地的战国灵魂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的。韩非子如炬的眼光早已抓住这点。他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可算是对战国时代精神一针见血。斯宾格勒谓此后世界政治第一，最近作家德拉克也高唱“经济人没落”的一说，都可说是“见智”之谈。战国的气运，仿佛定命似一般，都要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方面拥进，而且所采取的手段，好像也都不由自主地要出于歼灭战之一途。所谓和平手段，共和方式，在战国时代，侃侃而谈者总比任何时代为多，实际推行的可能性也总比任何时代为少。这不是说和平不“应该”，只是说战争是“事实”。

运用全体战、歼灭战，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条路无情地杀进——这是战国时代的作风，战国发展的逻辑。如果我们眼下展开的世界史上的战国时代（可把它叫作“大战国时代”）稍有异于古代中国或希腊罗马史上的前身的话，那恐怕就是：

（甲）古战国之战，还未能充分发展其全体性；今战国之战，可以本着空前的科学发明以及科学组织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国家的一切人力物力向着一个中心目标全体化起来。

（乙）古战国的歼灭方法尚不免粗而浅，今战国的歼灭方法却精密而深入得多。坑杀降卒，收兵铸像，秦始皇的办法也。把迦太基烧成荒墟，片瓦不留，五十万人口所剩下的五万残遗，尽数卖为奴，卖为隶，西比欧的办法也。今战国的作风，则经济榨取之外，还加上微妙的奴化教育。日本则更本着它的“准武士道”的原始残忍性而推广其毒化政策，从根本上来消灭我们的种族。古今中外，方法确有精粗之别，而其为歼灭、为“活埋”则同！

（丙）继承古战国而展开的若干“世界大帝国”，其面积究竟不过全地球的一角。今战国的魄力，如果尽量发挥，莫能阻遏，其所形成的大帝国，规模必定广大。详细的过程无由预测。大可能的，也许开始是一种大陆式的若干“区域霸国”的对峙，最后乃在火拼而成为全世界的“大一统”。

莫谓这种“大狂妄”绝对没有实现之一日。现在这个由欧洲文明扩大而成的世界文明，是充满所谓“浮士德精神”的，是握有一种无穷的膨胀力、无穷的追求欲的。我们“中庸为教”的中国人，也许对这种大企图，始终难于了解，难于认真置信。尽管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也跟着人家大喊，指斥某国某国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却是许多人的脑子后头总不肯认真相信天地间果会有这般大狂妄，更大大怀疑这般大狂妄果会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这朵地里的妙处，也往往正在你我认为“期期不可能”之中，蓦地涌出一个惊人的“实现”。成吉思汗，凭着他那种游牧社会的原始工具，还可以霹雳一声，创出来并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谁能保这个踏进了“金属混合品时代”的二十世纪科学文明必不会有达到世界大一统之一日！技术的基础，经济的需求，已经开展到一个程序，竟使二三“狼子野心”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在那里跃跃试手了。客观条件、主观心理，已经酝酿到初步的成熟。所欠的大恐只是时间——虽然在目前还看不出谁为六国，谁为强秦。

这正是世界“大战国”的初期。生于斯世，为斯世人。我们所要关心的，尚不在三百年后天下是否“定于一”。最迫切的，我们要认清楚自今日起，时代已经无情地开始了“战国式的火拼”。这个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势必表现的主要阶段。正所谓时代的中心潮流，其来也有数百年的酝酿，其去也恐怕亦必须数百年的工夫。

四

两种程序正在展开着：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

目前欧洲战争是前一种程序中的一幕。它的历史作用，和上次欧战一般，乃是要在西欧的第一陆权国（德）与第一海权国（英）之间，决个雌雄。（法意两国只是副角。）这种海陆权的尖斗，在欧洲地域内早有先例。小则雅典与斯巴达，大则罗马与迦太基，都可说是英德争霸的前身。毕竟欧洲幅员狭小，不容两大并立。打个分晓，好使其中一个跳出世界舞台来，充分自由地表现其身手。英德争霸，正不必在这一次便得到截然的结果。也许再战下去，德霸大陆，英霸海上，海陆权“两极化”（polarization）的相持形式，一时无由打破，只好暂告和平。然而如此和平终是暂时的。两国的海陆权越形“两极化”，两国决斗的需要也必越形迫切。如果罗马与迦太基的争持，前后三大战，为期不下一百二十年，那么，英德战争也大可以时断时续，绵延一二世纪下去。解决时期，远近不可知，终究却必须解决。

这一点，希特勒与邱吉尔都看得清楚的：英德之间，势不两立，不是波斯与希腊之偶尔交锋，乃是罗马与迦太基的你死我活。尽管开战之初也有一般“人道为怀”的理想家提倡妥协，事实上的无情趋势却必要向歼灭一条路推进的——就好像罗马当日也有那西卡一般人主张保全迦太基的命运，而实际上罗马兵团还终究把迦太基扫荡得片瓦不留。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有这般铁板似的。

英德两国终必要互相歼灭，因为所争的目的终乃在世界霸权。唯其如此，它们这次战争自然就是一种“世界战争”的性质。现代世界政治的演变，主要发动力究竟还在欧洲。英德之间，谁胜谁败，绝不能是一个“纯欧洲”的问题。战争延长愈久，引起的国际问题必定愈多。到了后来，“非欧洲”的列强参加混战，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强国对弱国的吞并，由日本侵夺我们东北以后，有如狂风暴雨一阵阵地连卷起来。自东北四省、而阿比西尼亚、而奥地利、而阿尔比尼亚、而捷克、而波兰、而芬兰……其意义都是一样的。并吞弱国，在战国时代，不只是一种恃大凌小的表现，乃尤是强国对其他弱国争霸的一攻势或守势的必要步骤与准备。先下手者为强，后着鞭者失势。强与强间竞争愈急，“强侵弱”的战事必愈多，而这种强侵弱的战事尤非达到全部歼灭之一步不止的。

这次日本对我们侵略，可算是强弱的程序中最重要的一大幕。它自始就充满了歼灭的决心的。有一点甚特别，与一般的“强侵弱”的形势大大不同，就是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略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使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

歼灭战是无和可言的。一般败北者所称“天下无不和之战”，对春秋时代的取胜战而言，勉强可通；应用到这次日本对我们的歼灭战，便是妖言误国。战国式的歼灭战，根本无和；和便全体投降，男为臣，女为妾！偏偏有一辈惯为臣妾之徒，以为天地间总有侥幸可图，只须号泣走敌廷，三跪九叩，人家即可“放松”饶命。傀儡心理，文人政客鬼胎，真贱极无聊了！

五

最后，让我们提出两三点，大家必要认清：

（一）不能战的国家不能生存。——战国时代来到，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歼灭战的尝试。在这种情形下，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即使幸存，也不过我们“战国七雄”时代的宋、鲁，对当时的大政治，竟没有过问的资格，危坐着火山边际，永远战战兢兢，到了最后一顷刻，人家挥刀，他们只有引颈就戮而已。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遍布着惊人的可能。唯其无情，所以伟大。唯其伟大，所以无情。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做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

（二）左右倾各字样，意义全消。——左倾、右倾两名词，到今日原来已成为过时的花样。在战国作风未到露骨表演的时辰，国家内部的各社层、各阶级，还可以有尔诈我虞、相倾相轧的闲工夫、闲机会。所谓左倾右倾各字样有它们的现实背景，也有它们的社会作用。到了今天，世界大政治的演变乃早已把这两字样当日的涵义，根本取消，而微妙地翻手一拍，转变成国际纵横捭阖的一种纯工具！用旧日的眼光来看，目前各国中，最左的当然是苏联，最右的当然是纳粹德国。然而把这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平心相较，却比其他任何国都近似得多。名义上，为国际策略的方便起见，彼此仍可自命为左，自命为右；实际上整个世界的中心潮流，迫于时势的需求，只能有朝着一个方向推进的——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叫作专制主义、霸权主义也好，叫作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也好，甚至和缓其词，叫作代议会全能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策也好，根本的动向却都是“殊途同归”，实际的结果我看都不外是“国产主义”的完成。完成的速度与形式，因为了外在环境与内在传统之不同，不免各国各异，但完成的必然愈演展必要愈明显。

因此，十年来满耳哦哦的政论，若把意识形态的对垒——民治对全能，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等等——来解释国际的合纵连横，根本上就等于捕风捉影。前期的意识形态再也吻合不了现实的事实。如果有一些国家依旧应用着那些老名词，那也是完全把它们当作战国作战的工具。合用则高唱高举，不合用则如屣弃捐。如果它日时移事迁，弃捐的仍可再用。你和我若还把这一套认真看待，那就未免“太书生”了。

（三）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踏过了它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意识生活。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想立场，无形中已渗透了所谓“大同”局面下的“煖带轻裘”、“雍雍熙熙”的懒散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免时时刻刻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与现实。从上次欧战后之高歌“公理战胜”，以至“九・一八”之苦赖国联，其思想都出于一条的路线。置身火药库旁，却专门喜欢和人家交换“安详古梦”。这恐怕是我们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险。

大同可以为人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入手的途径。要取得世界和平的资格，先栽培出能作“战国之战”的本领。

象征的说法，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多年来的祖传文化！

（原载《战国策》半月刊创刊号，194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