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国共合作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民主革命的历史狂飙，为全民族团结抗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开创了先河，其精神和影响历久不衰，是广泛凝聚各方面力量、共促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源泉。值此国共合作百年纪念之际，本文依据史料，将孙中山和宋庆龄、廖仲恺和何香凝、李济深、程潜、郑洞国等携手共促国共合作、积极推进祖国统一的事迹，予以考释。

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廖仲恺携手共促国共首度合作

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确定了国共合作纲要。孙中山于1923年10月19日致电指示：“已委……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924年1月初，孙中山在《致国民党北京支部请派代表6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电》明确指示：“请派李大钊等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党务大会。”李大钊抵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见中共党员代表，讨论建国大纲等问题。1月20日，在议事日程第三案“组织主席团”时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李大钊是唯一入选主席团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日，孙中山在组织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案时，指定李大钊为宣言审查委员会9名委员，排序第4位。1月21日，孙中山批准李大钊等7人为预算委员会委员，排名第一位。同年12月，孙中山扶病到北京，李大钊率在北京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前往车站迎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大员抬送，不用杠夫，以表尊敬。李大钊与于右任、陈友仁、白云梯、邹鲁、戴季陶、邵元冲、钮永建被排定为第二组。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吊唁活动的唯一代表，此后李大钊继续秉承孙中山遗愿，在北京推进国共两党合作下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比孙中山年轻23岁，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与孙中山年龄相距也有13年之长，如从年资阅历方面观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比国民党元老先驱年轻一轮，也因此更富创新践行精神，敢于改革与开拓。他们在国共两党开启合作的历史性伟大壮举期间，显示出超凡气度、胆识与充沛活力。李大钊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探讨和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问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向前。1920年夏，廖仲恺奉孙中山命，在上海与漳州两度会见过共产国际使华人员波达波夫（来华时化名路博），后在上海会见时，与孙中山一同会谈。波达波夫“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情况，劝孙中山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进行中国革命”，还赠送了英译本《苏俄宪法》。1922年1月，廖仲恺陪同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双方讨论了中俄两国革命结盟、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及苏联帮助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1923年1月17日，越飞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商，正式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席间廖仲恺与会磋商，会后陪同越飞同船前往日本，进一步落实宣言提及的援助问题。俄共（布）及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式建立与不断增强，并最后落实财政援助和创建军官学校，显然与当年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积极努力密不可分。1924年6月16日，廖仲恺陪同孙中山等党政军要员赴黄埔岛，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廖仲恺和参与黄埔军校筹备的张申府（时为中共党员）协商，征询其推荐尚在国外学习的优秀青年人才回来效力，张申府拟出15人名单，周恩来排名首位，廖仲恺还指示为周恩来寄赠回国旅费。廖仲恺是推行与实践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最得力者，在此过程中还力促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廖仲恺坚定支持标志国共合作的“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决议。据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是在廖仲恺支持下组建的。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和亲密战友，参与起草过许多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电文、宣言，出色地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等繁重的日常工作，成为伟人身边的得力助手。孙中山致列宁的函电中，大量电文出自宋庆龄之手，其间孙中山与李大钊有过许多交集，宋庆龄也在其中受到影响，她回忆：“早在1919年，他（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她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多次重要会谈，协助对国民党实行改组，作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在讨论国共合作时，有人向孙中山提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随即将此记录在案。1924年9月13日，宋庆龄随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驻节大本营协助孙中山督师北伐。11月3日，陪同孙中山巡视黄埔军校，参加1500名师生检阅仪式。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途经黄埔军校，陪同孙中山到军校向师生饯行，这次活动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组织。

同赴国难 国共再度合作坚持抗战直至胜利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图为大会旧址。

在抗战局势紧迫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并保持独立性，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得力助手，在两度国共合作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1月，何香凝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兼管广东省妇委工作，出版《妇女之声》旬刊，举办妇运讲习所，设立女工学校，开展妇女运动，为妇女的解放而奋争。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第二届执委临时全会上，她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何香凝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1928年，何香凝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同年底，为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她毅然决然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返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何香凝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

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在上海看望宋庆龄，征求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7月下旬，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号召妇女与男同胞共赴国难。9月24日，宋庆龄撰文《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后改名《国共合作之感言》），对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深感振奋。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主席；8月，宋庆龄在香港与何香凝会见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听取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时局的主张。1942年8月，宋庆龄在重庆重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续任主席。这一年，应宋庆龄要求，周恩来将廖梦醒从澳门调回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同年12月初，宋庆龄在重庆寓所举行茶话会，欢送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程潜，于1924年1月20日，作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与早年相识的毛泽东重逢，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指挥平汉路抗日战事。经他同意，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了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处，还在河南濮阳建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1938年7月，经人介绍与郭翼青（广东汕头人，后任民革中央委员，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洛阳结婚。1940年，程潜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指挥监督战地党政工作。

联合民主党派和爱国力量 团结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下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5年8月30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从延安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9月6日晚，宋庆龄在重庆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几日后，宋庆龄专程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其间宋庆龄会见周恩来等。

1947年2月，宋庆龄在上海与李济深会面，表示支持李济深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何香凝会同宋庆龄与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位皆为主要领导人。同年10月，宋庆龄向何香凝建议酝酿中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1月底，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联名致函《上孙夫人书》，敦请宋庆龄南下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工作。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任主席。

1949年6月，邓颖超和廖梦醒专程携带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两封亲笔信，邀请并陪同宋庆龄北上北京。9月，宋庆龄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与程潜互访，并作长谈。1948年，程潜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任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及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集湖南党军政大权。1949年1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遣地下党员余志宏负责对程潜的联络工作，程星龄（程潜族弟）作为程潜全权代表负责接洽联系。3月，程潜对萧作霖说：“听说中共在香港有个南方局，你亲自去香港走一趟，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5月，程潜签署《起义备忘录》交中共地下党组织转呈，7月11日得到毛泽东亲笔复信。7月22日，程潜与陈明仁派出代表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到会，当晚湖南党政军要员集会议决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政治主张。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率湖南省军政机关及第一兵团在长沙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9月21日，程潜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致力践行孙中山“和平、统一、救中国”主张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2月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宋庆龄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后，将奖金10万卢布全部献于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8月20日，宋庆龄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指出：“廖仲恺是中山先生的战友，他是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以他为党代表的黄埔军校是革命武力的策源地。当时在校内的政治和教育工作因为周恩来同志、邓演达同志等的努力而获得很大成就。如果没有他们苦心筹划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期内就培养出许多革命战士，黄埔军校学生曾出力协助革命武力打垮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和买办陈廉伯的商团。单讲这一点，廖仲恺先生对革命贡献就很大。”1956年9月，宋庆龄应邀列席中共八大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词，是唯一在大会发言的非中共人士，同年，全国政协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筹备委员会，宋庆龄为委员之一。1957年4月，周恩来等亲自到上海，就宋庆龄提出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你都可以参与。”周恩来曾说，我们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1年，宋庆龄邀请陈赓夫妇到家做客，与陈赓回忆起许多往事，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习时，陈赓结识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还被孙中山夸奖是好学生。同年9月，宋庆龄为全国政协组织编纂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撰写序言，继被推选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为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题词：“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1962年11月，宋庆龄撰文《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孙中山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唯一政党。1977年，宋庆龄撰文《怀念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周恩来革命一生，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革命的合作，周恩来回到中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协助创建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武装力量。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

1949年10月，李济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及团结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副委员长，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第三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李济深故居曾多次维修，1997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程潜于1949年10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2月被推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1958年2月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被推选为民革第四届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庆70岁生日，程潜携夫人郭翼青与女儿程熙赴宴。1968年4月5日，程潜因病在北京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将领郑洞国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郑洞国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1952年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一天，郑洞国收到了去毛泽东家中做客的邀请，刚进门，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迎到了门口，还用湖南话亲切地说道：“郑洞国，郑洞国，你的名字好响亮哟！”从此影响了郑洞国一生，开始了他立场上的真正转变，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54年9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0月，任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3年12月，当选为民革第六届中央副主席。1984年6月，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1990年5月，郑洞国与侯镜如等陪同邓文仪到徐向前家中，受到亲切接见。同月，与侯镜如以黄埔军校同学会设宴接待台湾黄埔同学代表团来访。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因病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北京2月26日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晚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开国大将陈赓团结凝聚黄埔将领，共促祖国统一大业。陈赓积极配合周恩来做昔日黄埔同窗的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在黄埔军人中的影响与威望，耐心开导教育他们转变立场，为建设新中国再立新功。陈赓虽然工作繁忙，后又重病在身，但他总是热情接待，从不推辞，积极努力团结原黄埔军校起义投诚将校，促进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1959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9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61年3月，陈赓因病在上海逝世。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共二十大报告重申：“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国共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国共两党的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统一战线。相继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以及特点。

值此国共合作百年纪念之际，我们当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高度，正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更要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陈予欢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