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1]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2]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对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3]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大概还是出于国情的考虑，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则强调陆军的作用：

历史经验也证明：每一军种都能对胜利各自作出一定的、往往是很有份量的贡献。纯粹的陆战和纯粹的海战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个原理是不变的：在战役或者整个战争中，只有陆军才能巩固胜利的成果，它以自己实际的参与来确保胜利成为事实。[4]

结合中国国情，我更倾向于戈尔什科夫的意见。近代以来的，除了日本外，海上来的国家均未对中国东部实行过有效占领。抗战期间，日本至所以能够在相当的时期内可以控制中国东部地区的原因，就是日本拥有依托关东军的强大的陆军。

[1]笔者在这两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张文木：《论中国海权》（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2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页。

[3]［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4]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著，济司、二部译：《国家的海上威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