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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双轨道德”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或“私德”与“公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 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
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 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和情感本性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
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 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 “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方绍伟
民主的概念很清楚，它涉及的是平等的政治规则，个人平等导致多数表决规则的确立，多数表决规则又可以进一步确立其他规则，主要的规则包括政权归属和政权治理的政治规则，选举和被 选举的政治规则等等。现代民主的另一个要点是平等执行平等的规则，即民主以法治为基础，以限政为体现。如果平等的规则被不平等地执行，那就是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运行。当然，这样定义出来的民主在西方也是渐进的，是随着权利渐扩而从精英民主演化到大众民主。
——方绍伟
文化本身包含物质、精神、物种、技艺和制度五个方面，制度包括政法制度和行为规则，所以，广义的文化有上述的五个方面，狭义的文化只涉及行为规则（如潜规则）。当我们提起文化这个概念时，最主要的含义一定是我们身上的行为规则，不是老祖宗那里的道德训诫。
如此，中国文化指的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些行为观念和行为规则，不是儒家道德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因为，“仁义礼智信”是“书面观念和书面规则”，不是现实公共领域里真正被实 践的“行为观念和行为规则”。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仁义礼智信”已经是我们中国人每天每夜都在实践着的“行为观念和行为规则”，那么，我们当然就不会愚蠢地每天每夜都要去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说明我们缺乏；而缺乏，说明很少存在；很少存在的东西当然就不是“现实文化”。这是一个“一说就懂、不说就忘”的简单道理。
我们中国人的行为观念和行为规则不是“仁义礼智信”，那又会是什么呢？是“亲疏贵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程度独特的“亲疏贵贱”观念和规则，才是中国 文化的核心观念和规则。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仁义礼智信”不是一点都没有，而是在按“亲疏贵贱”的身份距离，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一视同仁是很难存在的。我们有父子、君臣、夫 妇、长幼、朋友的“五伦”，而“非亲非故”的“第六伦”就被另眼相看了。
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程度较高的“亲情文化”，由此衍生出的是程度较高的“中国人九大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 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对内“小圈子文化”、对外“强盗文化”），四是子女叛逆家庭难（“孝顺文化”），五是实惠至上的“小忠”使“大忠” 的保全难（“投机文化”），六是“现实文化”没有“书面文化”的掩饰难（“面子文化”），七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人格化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八是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人格化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九是政权争夺靠皇族身份而不靠暴力优势难（“虎斗文化”）。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核心文化规则呢？观察，是观察表明难变的还没变，能变的早就变了。说“中国文化反民主”，说的就是程度较高的“中国人九大难”与民主格格不入。民主是平等的 政治规则得到平等执行，“中国人九大难”却是关系文化、犯规文化、小圈子文化、强盗文化、孝顺文化、投机文化、面子文化、集权文化、单一权威情结和虎斗文化，这平等规则还怎么可能平等执行？这中国文化还怎么不反民主？
……
要是中国文化不反民主，中国早就象英国那样原生出民主，或者象日本那样派生出民主，而不是仅仅局部出现派生的台湾民主而已。
“中国过去不适合搞民主”是肯定的，“中国将来适不适合搞民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么，中国文化怎么才能不反民主呢？这个道理跟中国足球哪一天才能起飞一样，反正现在是“说不好 ”，将来则是“不好说”。
——方绍伟
人类政权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掌权的时间，第二是传权的方式。政权的“原型”君主模式的特征是：终身专权、家族继承。从君主模式开始，人类尝试过多种不同的政权模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六种模式都围绕着这两点来修改，对比如下：
君主模式：终身专权+家族继承
希腊模式：限任专权+选举继承
罗马模式：终身专权+亲族继承
英美模式：限任专权+多党继承
苏联模式：终身专权+党内继承
中国模式：限任专权+党内继承
这里不讨论各种模式的好坏，对民众坏的模式，对统治者可能是好的。关键不是好坏，关键是可持续性。如果对你来说坏的模式老能持续，你的策略就不仅是骂，而且是要弄清它为什么老能持续。君主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差，因为“终身专权+家族继承”的制度特征，会导致“持续统治能力”经常断裂，中国古代的“朝代循环”就是典型的例子。
——方绍伟
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方绍伟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外侵崩溃论”（南宋）、“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方绍伟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世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
——方绍伟
君主制与独裁制的制度漏洞就在于，其权力的持续和继承上“权力的考虑压倒了能力的考虑”。君主制和独裁制存在“能力退化型掉链子”和“夜长梦多效应”等大问题。
——方绍伟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
中国不仅是一个“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共存的“双轨社会”，也是一个“书面文化”与“现实文化”共存的“双轨社会”，更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双轨社会”的柔软度和调适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其中的秘密在于中国人对“双轨特性”的“情感反应速度与程度”的不同。
——方绍伟
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里就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些话哪里会因为“五四”、“文革”和“改革”而过时？文化规则的微妙之处就是 ：“能变的早变了，不能变的很难指望变”，这是一种“核心文化规则恒定论”。
——方绍伟
从制度规则看，中国已经从“终身世袭制”、“终身一党制”演变到现在的“限任一党制”。
——方绍伟
社会的问题，本质上是文化规则和制度规则的体现，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和政治来谈社会。所以，反思社会问题，首要的是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规则。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欠 缺有两点，一是老是从“价值偏好”而不能从“行为规则”上去理解文化的延续，二是停留在“国民劣根性”而不能深入到“演化博弈论”的层次，去理解作为“集体无意识”和“社会稳定策略”的文化。简单地说，我们不理解“文化行为规则”的惯性原理，但弄懂这个原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步。
——方绍伟
社会问题的要害是“自组织性”，中国社会的“自组织性”严重偏向“亲疏有别”和“单一权威”，所以，在“亲疏有别”和“单一权威”失灵的地方，就往往出现我们所熟知的“ 一盘散沙”现象，这个其实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外的“社会失灵”……简单地说，整个社会的预期过多地偏向“外头有坏人”，所以“先出防招”、“先出损招”和“以怨报德”的概率太高。
——方绍伟
不幸的是，我们文化上有“先天不足”，制度上却有“后天失调”，这包括制度“缺位”和“错位”，也包括“单一权威”被强化之后的制度“越位”，这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无奈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对信仰“亲疏有别”和“单一权威”的文化现实，然后在操作上解决“先出善招”和“以德报德 ”的预期问题。
——方绍伟
“社会失灵”本质上就是人们对“好心有好报”没有制度性的信心，同时“搭便车”和“坏人总当道”却总能实现预期。所谓“信任-信心-信仰”的解决之道，就是要使“从我做起” 得到呼应，要使“先出善招”或“不出恶招”的人对“以德报德”有制度性的信心。
——方绍伟
中国社会的难点在于，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人格化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人格化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
——方绍伟
我们中国人喜欢做大事，结果道德问题就被当成了小事。
——方绍伟
“文明的意志”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
——方绍伟
西方人和伊斯兰人的信仰偏向“一神”和“精神超越”，而中国人的信仰偏向“多神”和“世俗实利”。西方和伊斯兰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国人对自然世俗性质的“多神”有本能的偏爱，因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亲近实惠。当然，崇拜未必是信仰，只有消除人生焦虑、追求人生确定性的崇拜才是信仰。
宗教是制度化、仪式化的信仰。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伊斯兰人是“政教合一”，中国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只是没有西方人和伊斯兰人那种“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中国人的信仰主要围绕着“敬天法祖”，在“敬天法祖”中追求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产生带有明显的世俗权力和实际利益的特征，而这又与中国农耕社会靠天吃饭、与中国人靠祖荫祈福的祖先崇拜有关。
——方绍伟
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导致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特别物质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样精神化、规则化和平等化。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欲求“独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这是个意识上追求、本能上拒绝的“先天信仰”问题。
——方绍伟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耻”。实际上，这些只是中国人的“书面核心价值”，中国人的“实际核心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个字：“天、权、钱、脸、家、统、吃、活”。……其实，作为“实际核心价值”，我们的实利与权力观恰恰特别恒定，以至于我们的“书面核心价值”都一直无法与之统一。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恒定，还特别体现在“差序格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恒定，敬和忠等等并不完全停留在书面上，但它们肯定是亲疏有别的。
我们一直以为，“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实这不全面，这只是意识层次的原因，被我们忽视掉的还有本能方面的原因。本能方面的原因说的是，即便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的人，他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本能地抵制普世价值，而这正是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顽固之处。
——方绍伟
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中国人的问题是“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启蒙思想家，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情不自禁地抵制普世价值”。中国需要的是“启行家”，不是“启蒙家”；启蒙家以为问题是“蒙”，其实问题是“行”；启蒙家以为问题是“意识”，其实问题是“本能”；启蒙家以为问题是别人不“行”，其实问题是连自己也不“行”。
——方绍伟
“梯队接班制”及其所包含的“在职培训”，接班人的可选范围和余地都扩大了。与君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可选范围优势；与民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在职培训”优势。
——方绍伟
隐形世袭服从的是裙带关系的逻辑，但现在，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方面也在起作用，有的人再怎么隐形也上不去，隐形世袭不可能超脱一个“隐形共识”。但是，即便裙带关系占主导，合法性问题也不会激化，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对裙带关系不仅能够容忍，而且还不耻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炫耀。至于如何遏制，其实不可能，隐形世袭包含着“知根知底”的政治忠诚逻辑。
——方绍伟
如果从一党制的角度说，“限任一党制”则有“四化五制”的具体特征。
“四化五制”是“首脑限任化、党权集体化、高层法治化、入党开放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
简单地说，“限任一党制”在中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绝后”，至少也是“空前”。到目前为止，东西方的多数研究者都低估了“限任一党制”的创新特性和生命力。这当然好理解，因为大家的价值理性都压倒了认知理性，大家的认知理性都让自己的愿望给吞没了。
“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四化五制”所产生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延续等方式告终，无法解决老迈昏庸和后继无人等要害问题。相比之下，“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于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一种法人永久性与限任重复性的巧妙结合，并且是一种集体相互问责的连续性。
“集体相互问责”的含义，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在博弈论里，中共的“中常委限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欺骗和隐瞒等等“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相反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式自我强化。可以把小规模重复博弈的结构所导致的动机和行为，称作“同舟效应”，它是一种同进退、共荣辱的同舟共济现象。
——方绍伟
辛亥革命史值得一读再读，临门一脚的人也好，圣君也好，不希望“人治”只是意识层次的观念；在本能的层次上，我们中国人有的只是一种单一权威情结。所以，在单一权威缺位时，我们有一种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并且会因此争斗，我们的信仰和规则，都是顺着而不是逆着这个本能的。中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自己的意识与本能的自我对抗。
——方绍伟
不是反腐不重要，而是“维能”和“维忠”比“维廉”更重要……反腐不能用最贵的办法，反腐只能用保持腐败不失控的最便宜办法，最贵的办法必然会被用在“维能”和“维忠”上面。
——方绍伟
宪政民主的重点一定是在政权制度上。因为，宪政民主问题是一个政权竞争问题，涉及的是政治垄断要不要打破的问题，它不是培养一种优雅的文化精神的问题，也不是形成一种文化素质之后再去改变政权性质的问题。
——方绍伟
历史表明，“权利平等”的民主理想只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才起作用。不论政府自称是多么民主，它往往都是政治精英加以操纵的机器。
——方绍伟
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是“同场对抗的集体竞技体育项目”包含的“非等级命令型集体”的、“同场平等技巧配合对抗”的结果。
首先，“非等级命令型集体”是我们中国人的超级短板，由于足球教练的场外性和现场的多变性，这个短板使运动员的表现，直接与我们本能中的“一盘散沙”快速对接，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太习惯于团体内部的命令型治理，而根本不习惯于团体中个人的个性表现，以至于认识到了也没有用。教练的场外性使教练意图的贯彻接近于零，平时训练跟正式比赛也是两回事。本能是不可能很快被训练掉的，团体越大越糟，所以中国篮球没足球这么惨。
其次，在“非命令型治理”的情况下，“同场平等技巧配合对抗”完全变成短板上的漏水，因为，我们中国人擅长的是不配合，特别是故意不配合，我们拿手的是非同场的幕后阴谋，我们习惯的是一面倒的、事先安排好的不平等对抗消灭，我们钟情的从来都是兵不厌诈，不是技巧配合，技巧配合从来都只是装点门面的表象。我们从来都讲关系是生产力，鄙视淫工巧技，所以我们即便是在搞淫工巧技时，脑子里想的还是“先做人后做事”。
……
中国足球换教练解决不了问题，换队员解决不了问题，换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制度文化的进化需要时间，再有100次以1比5惨败给非主力出战的泰国队，那时候我们再来谈中国足球吧。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向苦命的国足里的这群倒霉孩子致敬。
——方绍伟
在腐败的问题上，中国人只有三种：一是腐败的供给者，二是腐败的需求者，三是腐败的潜在需求者。在当今中国，腐败的“诛心之论”不会有大错。至于说“腐败的潜在供给者”，腐败没有潜在供给者，腐败不是“地下党”，根本用不着“潜伏”。公共权力太大太广，“被动腐败”也是腐败。“无官不贪”的判断错不了，“全民腐败” 的判断无大错。
……
当腐败是“社会的稳定预期”时，不腐败往往会被认为是“假正经”。有谁要胆敢逆世俗潮流而动，他就很可能因“吃不开”而被“划入另册”，从而可能“很难混下去”。腐败不难，不腐败反而难；腐败漏网不难，可有了网络的“新江湖”，大腐常腐不落网就开始难起来了。
——方绍伟
中国的“小圈子道德”之所以发达，那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就是生活在“小圈子”之内的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就是由一个个孤岛式的“小圈子”构成的。“小圈子道德”养成了中国人“内外有别”和“亲疏贵贱”的歧视心理，也使“介绍人文化”特别盛行，“双重道德标准”更成为理所当然。实际上，中国社会对“公德”、“仁爱”和“大义灭亲”的称颂，不仅不能证明中国人“公德”很强，反而是在证明中国人“公德”极弱，因为物以稀为贵，“公德”就是弱才更显其珍贵。对“公德”和“大义灭亲”的歌颂，表明的正好是人们对“私德”和“亲情”的眷恋不舍。
由于“私德”强而“公德”弱，中国人通常只有“小忠”而无“大忠”，“共同体道德”往往就成为牺牲品。“现实文化”里的这种稀缺，导致了历代文人对“共同体道德”乃至于“天下主义道德”的推崇，于是出现了因道德的“书面文化”发达而表现出来的“礼仪之邦”的假象。
——方绍伟
当今中国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几乎人人口头上都反腐败，但实际上人人行动上都在腐败。有权的人腐败，没权的人通过有权的人腐败，没法通过有权的人腐败的也想着如何去腐败，实在没法腐败的就反对腐败，在腐败中得利少心理不平衡的也嚷嚷要反腐败，腐败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腐败所以也叫着反腐败。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人人口头上反腐败，人人行动上都腐败”的奇观，反腐败永远是“反别人的腐败”，不是“反自己的腐败”。中国人的反思，一定是对别人的错误进行反思，是对自己如何找借口和掩饰进行反思，死不认错和面子问题比天都大。中国人的规则是拿来治别人的，不是拿来敬畏崇拜、一视同仁的。这就是所谓的“抱着大树喊砍树现象”。人人皆腐，也就只能用腐反腐。
……
到头来，治腐变成了“在泛滥中尽量不失控”的权术，要不怎么说“诸子百家，只认兵家”？ 现实之冷竣，唯有思维冷酷才能认识。
——方绍伟
宪政以法治为基础，解决的是“如何统治”的问题；民主以共和为基础，解决的是“谁来统治”的问题。宪政民主就是建立在法治与共和之上的平等自由的政治体系，它是以“选举-分权-问责”为三位一体的“非自律和分权式的限政”，具有“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等四大特征，并包含着“反政治垄断机制”、“民权保护机制”和某种“短期利益主导机制”。
——方绍伟
英国的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变革，是政权从君主手中逐渐过渡到贵族、有产阶级、一般平民的过程，即政权逐步民主化的过程。如果民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参与的开放，宪政指的是权力行使与权力平衡的限定，那么，英国的民主化开始于限制君主和排斥平民的“精英宪政”。这个政权非私有化过程的立宪特征，表现为来自“传统合法性”的君权被议会的权力所制衡和抵消，议会的贵族院（上院）仍保存着一定程度的“世袭合法性”，议会的平民院（下院）则添加了新的“选举合法性”。
表面上看，英国宪政的奇妙之处在于，君主、贵族院和平民院的存在，恰好实现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结合。早先的罗马共和国在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的结合上，也有当时的政治家西塞罗所赞赏的类似特点。但实际上，在现代英国，君权逐渐成为名义上的摆设，政治权力和政治参与的开放则逐渐扩大，“虚君”的“精英宪政”最终发展成为“宪政民主”。
——方绍伟
现代制度经济学家们发现，政治独立和稳定之下的产权、专利权、公司、金融等市场制度的确立和法治保障，是人类第一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地方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说，马克斯•韦伯所论证的“新教伦理”只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因素，而“法序市场”（包括法治化和法制化的市场）才是更根本的制度行为层面的因素。理性化精神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才有可能转化为经济理性行为。
——方绍伟
儒学的核心是“道”和“德”，可由于缺乏至高无上的宗教压力，中国人现实的“小圈子道德”不幸脱离了书面理想化的“君子道德”，这正是儒学长久以来羞于面对的残酷事实。
——方绍伟
传统当然是无法割裂的，可问题是，我们“能继承”的东西，不幸恰恰不是我们“想继承”的东西。“小圈子道德”在我们的基因里，而“君子道德”却还是在书本上。“儒家宪政”企图调动“传统合法性”资源，把道德的民粹主义转换为制度的民粹主义。可不管观念有多高妙，“儒家宪政”只能是“政治美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方绍伟
禅让的要害是，统治技术水平低、统治成本高，统治能力的要求就高。故不是不想嫡传，而是想传也传不了，但肥水又不能流到外人田，所以只能“传亲贤不传嫡子”。从五帝到三代，大位其实一直都在炎黄亲系手中。
这里的亲贤问题其实就是统治利益和统治能力的一致性问题。禅让变嫡传后，“利益能力一致性”向利益一面倾斜。
——方绍伟
一个“国运中兴”的历史规律：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制度上持续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并持续地控制“分配性努力”和“破坏性努力”，那它就能够持续地保持强盛。最典型的反面例子，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生产性兴起、分配性腐败、破坏性崩溃”的制度化的“朝代循环”。
——方绍伟
“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君主残暴时崩溃不了，君主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因为，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革命的机会和热情，便导致了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和君主专制的崩溃。
……
第一个方面是两个众所皆知的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松动，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的全面崩溃。清朝末年的新政，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所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清末新政一改清廷当年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却不料，政治松动竟然导致自毁长城。苏共和清朝的垮台可以说是印证“托克维尔定律”所包含的“松动崩溃论”的经典例子。
第二个方面也是许多人所熟悉的“亨廷顿定律”，即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提出的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可见，“亨廷顿定律”与“托克维尔定律”几乎不谋而合，确实有些说服力。
——方绍伟
概括地说，君主制是一种“强人依赖”或“贤君依赖”的政治体制，其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圣君明主”的强力统治；可是，君主制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却制度性地决定了在“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这两个环节，都可能随时出现“能力断裂”问题，特别是统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以阴谋和暴力的方式去压倒统治能力的考虑。所以，“持续统治能力”是否存在，一直是君主制所面临的致命挑战。
要点在于，这不是一个具体君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具体统治政策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力断裂”会一直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强人依赖”的制度要求强人万无一失，但“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所必然包含的“老迈昏庸”却不可能保证强人万无一失，而只要这个制度可能出毛病，假以时日它就必然出毛病，而且一出毛病就必然是大毛病。
——方绍伟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信仰本质上是人对无法确定、无法追问或神奇的东西的一种信服和尊崇，它实际上就是人类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性的一种精神设定。人类在艰难困苦的原始条件下产生了很多设定和神化，包括对自己祖先的神化、对天和各种自然物的神化、对其他想象物的神化、对超自然的上帝的神化等等。
所以，信仰是神圣还是庸俗，这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西方人的信仰偏向“精神超越”的东西，而中国人的信仰偏向“世俗实利”的东西。问题在于，神圣的东西也可以很庸俗，比如新闻里时常报道的，有人披着神父的外衣做了敛财或淫秽的勾当；而庸俗的东西也可以很神圣，比如我们中国人为了祈福免灾而对特定神物的诚心和崇敬。
西方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国人对“多神论”有本能的偏爱，因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实惠。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中国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
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只是没有西方人那种“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现在信仰“上帝”的中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那叫“后发信仰”，中国人的“先发信仰”是在骨子里的。基因和血液里的东西，是不会因为外在意识的“后发信仰”选择而彻底消失的。
——方绍伟
西方人有抗衡世俗权力的宗教，而中国人的世俗权力本身就是被顶礼膜拜的宗教。梁漱溟说家庭伦理是中国人的宗教，我们其实还可以说，世俗权力是中国人在家庭外部的宗教。
——方绍伟
中国人的权力信仰是一种“爱恨交加”，是一种“攀官羡官”与“嫉权恨权”的同时并存。也就是说，因威慑和实惠而崇拜权力是中国人的“常态”，因忌恨而不信任权力也是中国人的“常态”，因亲密互惠而在具体关系中信任权力更是中国人的一种“常态”，这三个“常态”加上“政治一元”的“单一权威信仰”，就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权力信仰”的完整含义。
——方绍伟
由于崇拜权力、不信任权力、在具体关系中信任权力都是中国人的“常态”，所谓的“权力信任危机”只可能出现在“中央权威”动摇的时候。暂时的“权力信任危机”当然也可能在地方出现，但“中央权威”可以通过迅速的任免来结束这种危机。
——方绍伟
与“权力信仰”这种中国人的“先发信仰”相比，“宪政信仰”同“上帝信仰”一样也是一种“后发信仰”。上面提到，这是两个层次的不同信仰，“先发信仰”是本能的，“后发信仰”是意识的。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人有“信仰危机”，那么，这个“信仰危机”更多的只是两个层次的“信仰冲突”所产生的个人意义上的危机。总体而言，中国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信仰危机”，中国人的“权力信仰”根深蒂固，谈何危机？
所谓的“信仰危机”，当然也是在抱怨中国人缺乏“精神超越”的信仰。
——方绍伟
中国人的权力信仰永远是对具体关系中的权力的信仰，不是对抽象规则、制度和权威的敬畏，我们中国人的权力信仰完全可以同蔑视规则、蔑视权威并存。中国人对权力的信仰也可以高于对宗教的信仰，历史上，中国的宗教都要听从世俗权力的安排，西方的情况即便不是完全相反，至少也不至于如此。制度现实总是使权力信仰最有利于我们中国人获得分配优势，我们因此也会在任何信仰中追求附加的权力价值。
——方绍伟
八大后的核心领导成员一般在5至11人之间，但1977年的十届三中出现了华国锋、叶剑英 、邓小平“三人中常委”的特殊情况。人数的变化体现的是权力意志、政治均衡及协调费用的考虑，所以很难说存在一种“客观的最佳人数”。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上，毛泽东把“七人中常委”改成“十一人中常委”，1969年的九大又改成“五人中常委”，1973年的十大则变成“九人中常委”，这其中就有明显的个人“操盘”迹象。
在政治意志比较统一的情况下，中常委人数甚至会出现“双数”而非“单数”的安排，这种情况出现在十一届三中的“六人中常委”、十一届五中的 “八人中常委”、1982年十二大和1989年十三届四中的“六人中常委”上。但是，如果仅仅从制度稳定性方面考虑，“单数”安排比“双数”安排容易避免“人数均衡僵局”，如避免“3：3”或“4：4”的意见对立。
在“单数”中，3、5、7、9、11人的不同选择，则存在集中度、代表性、协调费用、均衡僵局等“四大权衡取舍”。3、5人过分集中，11人有代表性强和分布均衡的优点，却存在过分分散和协调难的缺点。7人和9人的区别最为微妙。首先，7人的“4：3”和9人的“5：4”都能克服“双数”安排的“人数均衡僵局”，但9人安排显然存在协调费用较高、统一意志较难的问题。其次，9人安排有可能出现左中右的“3：3：3”的均衡僵局，与7人安排的“2：3：2”比较，9人安排显然更难以形成统一意志。在“强人领袖”时期，均衡很容易被打破，所以5、6、7、9、11人都可以。但在“非强人领袖”时期，过度的均衡会有僵局的风险，所以7人安排优于9人安排。
……
本文“冷酷实证”地分析了中共“七人中常委”的八大特征，即“人数均衡特征”、“职能代表特征”、“梯队接班特征”、“新老双层特征”、“集体领导特征”、“提名酝酿特征”、“党权最大化特征”和“绩效强权特征”，这八大特征仅仅是“七人中常委”的集体特征（其他集体特征还包括未展开讨论的“运作制度化特征”和思想倾向的“中庸之道特征”，总共是十大特征）。
——方绍伟
从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前四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还算是“盛世”，但嘉庆、道光、咸丰的“中三朝”衰落的迹象就出现了。嘉庆（1796-1820，生于1760）是个典型的“平庸天子”，办了和珅，却无力治理腐败势力的扩散，在位期间白莲教起义（1796-1804）和鸦片泛滥已经伤了大清的筋骨。1820年嘉庆突然驾崩，道光（1821—1850，生于1782）继位，随即在“鸦片战争”中攻守失当，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又在立储的问题上于奕詝与奕䜣之间左右为难；结果还是立了奕詝，即后来被证明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咸丰（1851—1861，生于1831）。咸丰是个瘸子，得过天花，体弱多病却还成天迷于酒色、宠爱叶赫那拉（1835—1908），登基不久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以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860），英法联军入侵时咸丰还有逃离北京之耻。
咸丰只有载淳一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不存在如何立储的问题。但偏偏载淳之母叶赫那拉是个野心家。更为不幸的是，道光立奕詝（咸丰）而不立奕䜣的错误，到了咸丰这，变成了革去恭亲王奕䜣的军机大臣一职、立“八个顾命大臣”辅佐5岁幼主载淳（同治，1861-1875，生于1856）的错误。结果，奕䜣与叶赫那拉勾结，“辛酉政变”中“后党”与“皇族”势力压倒了“朝臣”势力，叶赫那拉变成了慈禧太后。慈禧和奕䜣进一步重用曾国藩，并向洋人“借师助剿”，最后灭掉了太平天国。同治皇帝色性如父，年仅21岁便染梅毒无子而死，所谓的“同治中兴”完全与他毫不相干。恭亲王奕䜣绕了一大圈回到了权力中心，可这时的当家人不是他，而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大清的“权运”也因此大为不同。
这些历史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三个涉及“统治能力”的大问题：一是“君王能力”与“制度能力”，二是“现任能力”与“继任能力”，三是“统治能力”与“敌方能力”。“统治能力”首先是“君王能力”，其次才是“制度能力”， “制度能力”能够因为“君王能力”而变强或变弱。由于“终身专权和家族继承”的事实，“君王能力”包括了“现任能力”及其对“继任能力”的决定。对于“统治能力”来说，“敌方能力”是一种“统治成本”，但“统治能力”起主导作用，相对较高的“统治能力”能够控制 “敌方能力”这个“统治成本”。维持“君王能力”和“制度能力”的开支也是一种“统治成本”，但这部分来自税收的开支增加，却不必然能不断提高“君王能力”和“制度能力”；特别是，“君王能力”的提高，有着某种“政治遗传学”的家族基因和自然因素限制。
——方绍伟
在道光误立咸丰、慈禧错选溥仪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的，绝不是一种“持续统治能力夭折”的偶然性……“持续统治能力的夭折”不是一个王朝统治者“个人选择”的问题，它表现的仅仅是“家族继承终身制”的“制度选择”问题，所有“个人选择”的偶然性，都包含在“家族继承终身制”的必然性之中。关键不是表面上的“个人选择”的偶然性，关键在于，“个人选择”是由“统治能力”所规定的，而“统治能力”背后的制度必然性，则存在于这个“统治能力”由制度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事实中。
在“统治能力”的核心问题上，王朝政治包含了一种国家治理对“君王能力”的高要求与“君王能力”供给不足的内在矛盾，因为，王朝的“家族继承终身制”导致了君王“现任能力”的不确定，以及家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所规定的“继任能力”的不确定。我把这种“政治遗传学”意义的内在矛盾称作“基因悲剧”。这里，“基因库”有“统治能力来源”和“统治能力可持续性”双重含义，家族继承限制了“统治能力来源”，终身制则因为“夜长梦多效应”而限制了“统治能力可持续性”。
君王“现任能力”的不确定，主要来自君王个人能力的八大方面：个人魅力、知识、经验、威望、组织力、技能、权谋、健康寿命等，这八个方面可以给概括为“文治武功”，是一种可以威服和镇慑臣民的能力。其中，健康寿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历代帝王无一不贪恋酒色，最终不堪负载各种压力而早逝。在中国历史上的400多个帝王中，近一半帝王在位不满5年，碰巧与当代限任制的任期接近。
君王的“终身专权”是“现任能力”不确定的关键制度因素。首先是个人能力随着时间的自然磨损，其次是人性弱点的暴露使优点固执化而变成负担。君王软弱无能不行，错误强硬也不行。总之，执政时间越长，就越面临一种“现任能力”的“夜长梦多效应”。这个效应通常由于君王在情感-理性、短期利益-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偏向而表现出来。道光在误立咸丰时，想的是他与咸丰生母的情分，慈禧在错选溥仪时，想的是自己或许还不会死。这些偶然性无一不是“终身专权”制度背景下的必然性，道理很简单：只要有那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迟早会轮上；一件事情只要可能出错，假以时日它就必然出错。而“持续统治能力”要求的却是万无一失，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就更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方绍伟
皇位继承制度上的规定，导致了皇位争斗的因素包括亲疏关系、合法性、能力和贤德，而这些又受制于权术甚至血缘操纵。运气好时，小皇帝能得到像唐代的太平公主的扶助而成了唐明皇，或得到像清朝的孝庄太后的扶助而成了顺治和康熙。运气不好时，小皇帝会被汉朝王莽那样的人所废。没什么能保证皇室的内斗就能斗出一个明成祖或一个雍正，也没什么能保证一次顺利继承就能产生一个乾隆。皇位总受随机因素的左右，“天命”也总是血腥的争斗之后的说辞，这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悲剧。
——方绍伟
在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7年间（1644-1911），王朝的继承制度，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的“贵族公推制”，演变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先皇遗诏制”（包含“秘密立储制）；而从同治、光绪到宣统，先制变成了以“垂帘听政”为目的的“太后定位制”。我们不能说“先皇遗诏制”没有问题，但“太后定位制”的“儿皇帝”结果肯定包含了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太后清醒时可能不明显，可太后一但归西而去，朝廷“震慑能力”的弱化崩溃就定然无可挽回。
……
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注定要重蹈复辙，可即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复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家族继承终身制”就是王朝崩溃不断重复的最主要根据。王朝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强人依赖”的制度，“家族继承终身制”制度性地毁灭了“强人持续”的可能性。君王的软弱或激进已经包含在“家族继承终身制”之中，“坏君王”只是“坏制度”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制度必然性称为“树倒猢狲散逻辑”，君王政权的崩溃无一不是这个“来去匆匆逻辑”的结果。“家族继承终身制”就是那个残酷的“朝代周期”背后的那个制度根源。
——方绍伟
在中国人所说的王朝“气数”背后的最大玄机，一方面是“家族继承终身制”所包含的“基因悲剧”，即“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必然的周期性失控，另一方面则是由“祖宗崇拜”、“ 实利主义”和人文生态的多选择性产生的“天命观”，即中国人的“天道人心”、“政治绩效”和“暴力信仰”的轮回观念。
“天命观”涉及的是对“统治能力”极为不利的“统治成本”问题。“天命观”会给历代统治者的“持续统治能力”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天命观”指向了“造反有理”和“成王败寇”，指向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指向了“敌方能力”的聚集，指向了“统治成本”的随时暴涨。
……
一部古代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周期性的“基因悲剧”史；一部现代中国史，则是一部知道了王制之外的制度、却无意识地带着王制传统而企图摆脱周期性“基因悲剧”的历史。
——方绍伟
坏皇帝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坏皇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创新。第一个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一个集体领导。第四个，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承，就是选贤任能。
——方绍伟
往前推2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第一个就是它基本没有“人才”的观念，就是治国谁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 不来。第三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第四个问题叫作低智民粹主义，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
——方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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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摘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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