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文化自信”成了一个流行名词。这个名词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当然不只是因为是习近平主席说的，而是有着几种历史语境所共同塑造的。第一个历史语境是从晚清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种集体的委屈感，这个委屈感曾经爆发为义和团事件，但其结果只是换来了民族更大的屈辱。后来，五四的全盘西化论开始，这无疑是一种对文化自信的完全摧折。如果说义和团乃是一种由于自卑而唤起的自大狂作祟，那五四就是纯然堕入自卑之中而已。这种自卑病是一个感染了全民族的病，越是对民族恨铁不成钢，就越容易落入这种病的控制。李泽厚说近代中国有一种“救亡压倒启蒙”的氛围，整个西化过程的确如此，西化的必要性显然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西化成功的关键是启蒙。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氛围中，启蒙就很难完成，由于文化自卑带来的急切，就让我们离启蒙更为遥远。

第三个语境则是抗战的民族团结。平心而论，抗战乃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整个民族所遭逢的最大危机。倒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军力远远强过我们，而是基于两点，一是日本虽非中国藩属，但长期以来日本皆是以中国为典范的国度，现在一个东瀛小国居然在甲午战争彻底击败中国，这当然是对中国人心的最大震撼。不只如此，抗战时中国确有亡于日本的危险。以历史而论，中国并不是没有亡于异族的经验，但从来这些异族都是文化上远低于中国的民族，因此中国虽沦亡，但很快我们就靠文化力同化了这些异族，也因而更扩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面貌。可是对日抗战，当时日本却自诩文化是高过我们的，换句话说，万一中国亡于日本，日本必会对中国文化强行改造，那中国就不只是亡国，而是用顾亭林的话说，更是“亡天下”了。也因此，抗战终于在近代史中第一次激起了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

当然，抗战的民族团结，絶大部分的心力是放在击败日寇的军事侵略上，在文化上的努力是絶少的。因此这个觉醒与团结也还远远谈不上告别自卑，只是给了民族恢复自信的一个契机而已。而胜利后，我们民族又经历了种种曲折，直到今天，第四个语境才告真正出现，那就是整个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当中国的GDP真正做到了超英赶美，从抗战以来恢复文化自信的契机也才终于开始成熟了。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论语也说“庶、富、教”，于是“文化自信”这个命题也就必然要应运而生了！

一、文化自信的首要意义在于重新启蒙

作为国家领导人，习主席“文化自信”的提法，当然意在指明方向，鼓舞人心，而不必是一个严谨的知识概念。如果文化自信是对着百年来民族的文化自卑而说的，则文化自信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任何盲目片面的、义和团式的自信，这自信必须是有基础的，是一个经过深刻反省的，知道我们之前不足的，知道造成我们自卑之原因的自信，所以它会是平和、谦虚、稳健、实在的，也是有步骤、有方向、接地气、有耐性的。在我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民族需要一次“重新启蒙”。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民族依然处于蒙昧状态中吗？当然不是！其实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着启蒙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也没有那么妄自尊大的话，则我认为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对针砭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启蒙工作，还是有一定效力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民族整个启蒙工作，不免陷入了一种太急切的心态之中，以至于在许多物质性的、器物层次的层面，我们很快追上了，甚至超越了西方许多现代国家，但是在整体制度性的、精神文明的层面，却交杂着许多前现代的内涵与文化习惯，洵至在我们民族中，经常看到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东西的交杂与不协调。

这也就是说，我此处所谓的重新启蒙，不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打掉重练，而是要来一次对启蒙的重新反思，重新认识，反思我们目前的文化现象在哪些层面存在着不协调、不足，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地方，并找出应对之道。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耐心，也需要面对自己之勇气的事。而无论如何，我们首要的便是要借鉴西方意义的启蒙，因为这是近代中国绕不过去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必须将之纳进未来我们的文化之中的课题，没有这个认识，我们的文化自信便无从建立。

但西方意义的启蒙，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有两篇文章，大概是谈这个问题的人通常都会优先引述的，一篇是康德的，一篇是傅柯的，两篇同名为何谓启蒙，但两篇却给人完全不同的图像。依照康德所说的启蒙，简单说就是完全地服膺理性，这意味着在人生、知识、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完全理性化。这一基本内涵其实到现在依然是启蒙的最基本精神，正是理性打破了一切蒙昧，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中国人各方面的社会运作，理性化的程度的确还是不够的，因此这个基本内涵还是我们发展文化时所必须再三注意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傅柯对启蒙的晦暗的描绘，也的确指出了启蒙的理性精神在这个时代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当理性无法制约欲望，工具理性就有了膨胀的空间，于是启蒙的理性也就开始给我们带来了不是那么昂扬、进步的图像，这里当然也表示了当我们在接受启蒙理性的洗礼时，也要警惕理性所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负面东西，从而使我们可以避开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乃至知识、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偏失。

从上述的两个面向，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能够从我们文化的根部，自己生发、成长出理性的精神，我们必须意识到理性精神确实不是我们文化的长处所在。同样的，对西方而言，理性精神固然导致了西方文化主导了近代世界，但理性本身的异化，却也让西方文化出现了重大的疲态，过度的资源浪费、文明之间的巨大冲突等等，都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学习启蒙精神时，也必须以足够的批判与警觉，不要掉进理性的陷阱里去。总之，带着敬意与批判地学西方，学习理性的优点，扬其长、避其短，这可能是我们对重新启蒙所必须具备的最优先认识。

二、重新启蒙的方法论在于返本开新

前面我们提到要真正建立文化自信，就需要对我们的文化进行一次重新启蒙，而对于重新启蒙，我也认为在面对理性精神时，需要扬其长、避其短，然而我们凭藉什么让我们可以既稳健地学习到人家的理性精神，又真的可以扬长避短呢？对这样一种文化融合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任何更具高屋建瓴的参考架构可资运用，但有没有一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新儒家几位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方法论概念。这个概念也就是“返本开新”，这个概念究竟意指着什么呢？

返本开新，顾名思义，当然是说要回到我们文化的本源，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出新的内涵，这也许也可说是某种现代版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复古更化”！但怎么样纔可以回到我们文化的本源？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到文化的本源？又怎么样纔可以把握到这个本源来开启新的内涵？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启新面向？这却是处处艰难，而且没有任何既定模式可循，在这里，正是需要创造力的时刻。那么当代新儒家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开他们所说的返本开新的工程呢？

从当代新儒家的具体实践来看，他们事实上采取了今天诠释学所说的一种不断寻求视域融合的做法。但这做法操作上的起点，并不开始于诠释学所强调的前理解。牟宗三先生经常强调必须先做一些基础性的“客观理解”工作，也就是必须先学会以一套完整的逻辑语言，不带着任何预设的目的性去阅读西方的重要知识经典。在这阅读中我们当然会受前理解的引导，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可是有没有能力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发展出一套以逻辑语言为背景的脉络，来具体消化藏在西方知识经典中的系统，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没有这个能力，就根本无法开始这个返本开新的过程。

这是一个对我们传统语言的改造过程。我国的传统语言是非逻辑性的语言，我们表达思想，基本上是感受性的，这并没有好坏问题，但它很难衔接到现代西方的知识脉络中去，则是显然的事实。当年白话文运动也许还没太清晰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但我认为那代表了当时的一些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必须从语言改造起的讯号。要衔接西方由理性传统所塑造的知识脉络，我们就要改造我们自己的语言模式。我认为很多阅读当代新儒家的人，其实一直忽略了这一重要过程。

从这一自我训练出发，对一位可以娴熟运用“系统语言”的当代新儒家来说，他纔可以开始进入阅读古典的工作。阅读古典当然有一些基础工作，比如典籍基础性的训诂考据，但这些并不是阅读古典的真正重点，重点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对传统典籍进行一种语言的改造。对当代新儒家来说，改造就是一个将古典“再系统化”的工程。

对于以非逻辑性、论证性语言写成的古典来说，要把它再系统化，该如何进行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他大致采取了几个程序，这些程序基本上是遵循一个与西方相关知识经典来回诠释的过程。首先他必须确定的是古典的基本问题意识，比如说孟子处理的是道德问题等等。之所以要先确立这点，其关键就是为了要寻找西方知识经典中可对话的参考系统。这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洋格义”可以比拟，因为他不是企图进行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为了寻找可以对话的对象。牟先生的工作比拿来主义要复杂得多，这是必须注意的一点。

确定了古典的问题意识之后，就可以将西方对话的知识系统锁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时也开启了来回诠释、对话与比较的空间，这就让视域融合的可能性出现了。

接着就要在古典内部进行第一步的再系统化工作。首先，就是必须运用阅读古典的语感，在古典中寻找与确定主要概念，并对之进行概念化的工作，也就是必须确定概念的内容与外延。然后在这些概念之间，运用古典本身的语言来建立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我将之称为命题化的过程。这是两个关键性步骤，它们毫无疑问乃是一种语言的改造，古典中是不会直接显示这些所谓的概念内涵与命题关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基本必须遵守的规则，这规则就是必须服从基本的语感，不能以过度诠释的方式，强加给古典一些根本不可能兼容的内容。

通过这一过程，就可以进入第二步的再系统化，这一步骤是重组命题，以完成一套系统的论证。这一步骤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古典的语言是非论证性的，在重组命题时，整个论证是需要填补的。这很像科幻小说中说古生物复原过程，需要把基因做重新填补一样，我们需要把古典中提炼出来的命题，补述成一套逻辑严整的系统。以牟先生具体的做法为例，他大量引用了康德的论证来填补整个儒家道德论述的“命题间隙”，这看起来似乎也还是一种拿来主义，但实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不是用康德的系统来规范古典，而只是藉助康德的完整论证来填空，在这填空之前，他还必须论证可以引入康德完整论证以填空的理由。当然，理论上说，这个填补的工作，也可以独力完成，不一定需要藉助任何西方既有的系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可以做到，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想真学会西方这套知识语言，是有多么困难了。

这第二步的再系统化，将会为古典重新构作为一个可以和西方任何相关系统直接进行知识性对话的系统，而不再只是一个停留于传统非知识语言的智能之语。在当代新儒家看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返本，一个不能转化为现代知识语言的古典语言，它不可能具有理性意义上的思想力量，那充其量也只能满足某种好古癖，好古癖也许没什么不好，但却是一种没有开新之可能的恋旧罢了！当古典通过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语言，具有知识上的合法性之后，这“返本”就变成在现代的理性引导下的返本，然后因为现代知识语言的思想力量，因为可以与创造西方现代化的知识系统平等地开启对话，我们才有机会开启一个新的参照系，以为这个时代注入一种新的思想力量。这样一种力量是不是能为这个时代的困境提供解方，也许还很难说，但是在这个由西方理性精神所创造的文化已经出现了某些瓶颈之时，这种新思路的注入，总有可能带来新的机会，这样也才是一种真正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所帮助的“开新”。

以上很简略的描绘了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一种“返本开新”的模式，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真正可以进入具体操作的一种重新启蒙，在这模式里，我们一方面注意到了启蒙的理性精神，以及足以张开这种精神的知识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自己的文化立足点之中，把传统文化展开了一种新的生命与新的思想力量，也就在这种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语境中，出现了可以针对现代种种问题，以求扬长避短的可能性，从而真正为“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三、结论

本文尝试以当代新儒家所说与具体所做的返本开新，来提炼一套方法论，并具体进行了一种示范，此示范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化，而是通过一种语言上的改造，来达成对传统的重新认识，而且是遵循着理性规范所做的一种知识性、系统性的认识，由此进路才真能为我们民族带来真正的重新启蒙。因而，也唯有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终于可以重建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从而我们也才能让民族的重新崛起，成为一种受到尊敬，可以提供世界新价值、新思维的崛起，这也才会是真正的民族伟大复兴。

谢大宁：作者系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