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每当回顾他在波澜壮阔一生中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给全国带来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时候，就不能不问：为什么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为什么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关头能力挽狂澜，开创国家中兴的新局面？他有什么超越同辈的非凡的个人品质和人格力量？

邓小平，与孙中山、毛泽东并列，是20世纪站在中国历史潮头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位伟人之一。他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伟人。世界历史上有几位伟人集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改革家于一身？有几个伟人是身经百战、运筹帏幄、决战千里的将帅，又是治国安邦的能手，纵横捭阖的外交高手，解决各种历史难题和政治难题的大师，以及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的旗手？有几个大政治家像邓小平那样在曲折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有过“三下三上”政治传奇？有谁在耄耋之年写下改变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大国发展进程的光辉篇章？他是一位历史的巨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的骄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伟大的20世纪，大变革的中国特殊社会环境，在中国共产党内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是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从此繁荣富强，人民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中国人走过的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他们是幸运的。

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卓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重大历史关头，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拨开迷雾，引领中国这艘巨轮驶上正确的航程？这里有许多原因。除了他巨大的功勋、威望、能力、智慧和深厚的权力根基外，跟他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有很大关系，与他在长期战争环境和激烈政治斗争中磨砺出来的坚强性格、领导风格和高尚人品的力量有很大关系。

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

邓小平性格和人格方面的最鲜明、最宝贵之点是：刚强无畏、求真务实、革新求变和赤胆忠诚。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一个领袖人物身上，就能产生无穷的魅力、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

邓小平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硬汉，是个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坚定斗士，是个敢于直面强者、义无返顾的勇士。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奇迹般地崛起，展现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他第一次因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执行所谓压制“造反派”的“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建国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而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受尽不白之冤和人身凌辱。随着文革斗争中政治力量的消长，邓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地被“解放”出来，并在后来很快成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对文革造成的各条战线极度混乱状况的大刀阔斧整顿和对文革势力不妥协的态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和“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的莫须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再次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后，在人民的呼唤下，他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他这两次政治上大落大起，发生在一个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身上，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怎能经受得起那种空前的、惊涛骇浪式的打击？而且，在那样的打击下，他不但精神上没有被整垮，反而愈挫愈勇。

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与常人不同，他1972年恢复工作和后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他没有那种“戴罪立功”、违心地“好好表现”的庸俗心态，没有那种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懦夫心理，没有丝毫顺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保全个人安危的奴颜和媚骨，也没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个“太平官”的消极态度。他明知自己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明知前进道路上地雷满布，明知可能会第二次被打倒，但他“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决心纠正文革极“左”和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大张旗鼓地在铁路、钢铁、煤炭、教育、科技和军队各行各业展开整顿。他的大胆、魄力和无私无畏，他全面整顿工作的卓有成效，获得广泛的欢呼和支持。在初期，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病重的周恩来更是赞扬他的老战友：“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但邓小平的努力却招致四人帮的切齿痛恨，后来也为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所不容。他再一次被打倒。

邓小平政治上的坚定和强硬，突出地表现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决不拿原则做交易”。1974年9月，四人帮为了阻止邓小平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当第一副总理的人事安排，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批示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局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没有表示支持江青意见。江为此大闹政治局，指责邓小平。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针对江青掀起“批经验主义”恶浪并在私下找人谈话，意在反对周总理，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很明显，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毛远新奉命找邓小平“谈话”，小平明知来头，但对毛远新咄咄逼人的11个方面的质问，坚决地顶了回去。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面对这个两难问题，邓小平毅然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不仅表现在“文革”期间，在对待毛泽东逝世后出现的“两个凡是”问题和八十年代反自由化、反动乱问题上都是如此。不仅处理国内问题上如此，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1956年、1960年和1963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三次舌战赫鲁晓夫和苏共头号理论家苏斯诺夫，令其理屈词穷，节节败退。赫鲁晓夫亲尝了“邓辣椒”厉害后感叹道：“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香港回归问题上，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着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来到北京，先声夺人地提出有关香港的三个殖民条约仍然有效。邓小平毫不含糊地回敬道：“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1984年双方不能就回归时间达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针对撒切尔夫人所说，如果中方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影响”，邓小平说，如果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并进一步指出，他担心今后15年过渡期香港会出现大的混乱，制造这些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面对主权和治权都将被中国一并收回的压力，撒切尔夫人表现非常狼狈。西方“铁娘子”实实在在地领略了东方“钢铁汉”的厉害。

邓小平虽然秉性刚毅、强硬、勇敢、无畏，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韬略在胸、有智慧、有高超斗争艺术和领导艺术的人，是一个对战友、对同志、对下属、对家人重情谊、重感情的人。

邓小平是个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彻底唯物主义者。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典型特征，贯穿于他的一生和渗透于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1987年3月2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讲了一段精彩的自我评价的话：“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成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假”、“大”、“空”，浮夸浮躁，迷信崇拜，空喊口号，高唱赞歌的风气，而且成为不可违逆的潮流和时尚。但邓小平却不屑为伍，始终保持务实的本色。“实事求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说真话，说短话，办实事”，“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教条”，这些务实的至理名言，充满了他的讲话和每个重要决策过程。他开会、说话总是观点明确，言简意赅，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斩钉截铁，不编串子，不说套话，不唱赞歌，不引经据典，不故弄玄虚。

“不管黄（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他家喻户晓、传遍世界的名言，是他务实的经济思想的真谛，是他治国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反“左”、反教条主义、反形式主义的锐利武器。尽管他这句话在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大加挞伐，但讲究实际的老百姓，特别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好处的农民，都认为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是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它有无限的生命力。

邓小平全面正确评价毛泽东，是他无数实事求是例证中令人无比信服的一个，再次表明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典范。

1977年1月华国锋同志指示写作班子在他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写上“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2月7日稍加修改后在“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作为今后的指导方针。当时尚处于逆境中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两个凡是”代表了一条错误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是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灾难的文革路线的继续，坚持还是否定“两个凡是”，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他4月毅然决然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观点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个“全面”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吹响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号角。他再次复出后，领导了全国范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正确标准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毫不含糊地批评“两个凡是”这种对毛泽东肯定一切倾向的同时，邓小平同样毫不含糊地批评因纠正毛主席晚年错误而产生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另一种倾向，充分显示了邓小平捐弃个人前嫌的宽广胸怀和高度实事求是精神的成熟政治家的品质。他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指出，“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态度。”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性质“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创造，包括老一代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根据邓小平这些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则，起草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成功而圆满地解决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地位作出了全面公正、科学的评价的问题，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他的威望，达到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

邓小平思想活跃，充满不断求新变革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成功的伟大改革家。

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起和推行改革并取得成功，是邓小平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特殊贡献，是奠定他成为20世纪中国和世界伟人的主要根据。邓小平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的变革求新思想是他继续革命思想的自然发展和延续。与一般的革命者不同，他认为取得革命成功后不应该停止不前，不应该对从苏联搬过来的制度一成不变，不应该对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和建立的发展模式故步自封，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创新。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把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

基于他广阔的世界眼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理解，对计划经济利弊的深刻了解，对人民群众真实愿望和要求的深刻了解，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性质错误发生和危害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比谁都更迫切地感到中国改革的必要性，他大声疾呼：“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引导全党全国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似乎早已解决、实际上远没解决的基本问题展开大讨论，不断加深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摆脱了过去长期广泛存在的过热和急躁情绪，以及揭示一系列“左”的政策产生的重要根源；他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抛弃过去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克服了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打破过去排斥商品和市场、束缚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冲决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他倡导全方位开放，大胆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改变了过去封闭式建设的狭隘做法。在他推动下，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城市；在他领导下，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各行各业；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他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邓小平不顾高龄，呕心沥血，从理论、目标、方针、政策、举措、步骤各个方面设计改革蓝图，一步一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推向前进。在他88岁的时候，还怀着满腔改革的热血，不辞劳苦，巡视南方，发表著名的视察南方谈话，有针对性地回答和阐述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改革理论发展到新高度，进而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邓小平是个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承担的正人君子，是个不争功不诿过、大公无私的纯粹人。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几位长期担任党、国家、政府、军队最高职务的领导人相继去世后，邓小平具有一切条件担任这些最高职务，但他坚决拒绝接受。1980年11月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不适宜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许多人力主邓小平担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小平从培养接班人的大局出发，竭力做党内工作，让较年轻的胡耀邦担任党主席，他只答应暂时担任一段军委主席。是他一再坚持，在党内排名一直排在叶剑英之后。他始终没有担任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任何一项职务。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军委主席。美联社高度评价说：“邓小平是功勋卓著受爱戴荐贤让位第一人。”

在需要承担的时候，他决不畏缩和推诿，总是主动站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亲自领导给几十万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并公开作自我批评，他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文革初期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工作组的人，邓小平在检查中强调，必须讲清楚，在中央派工作组的错误问题上就是少奇和我的责任，其他人没有责任，地方干部更没有责任，他们是好干部。在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责任的分析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1989年发生政治动乱，党和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动乱，维护了国家和社会稳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

邓小平是个无限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精忠赤子。

邓小平是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他始终胸怀祖国，和人民心连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两句朴实无华的话，表露了邓小平伟大而崇高的心灵，是他漫长一生奋斗的力量源泉。

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16岁就只身飘洋过海，求学欧洲；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他20多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坚持真理、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他不怕三次被“左”倾错误所打倒，几近灭顶之灾而无悔；为了祖国强盛和人民富裕，他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无比的勇气，冲破“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重重障碍和束缚，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他老人家指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他老人家治国思想的主线。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这是他第三次复出后向全党提出的一个问题。

邓小平不忘祖国和人民，祖国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的名字和他建立的不朽丰碑，将永远树立在人民的心中。

世界上，不管持何种立场、观点和信仰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邓小平是位顶天立地的人，是位改变历史的人，是位有鲜明个性的伟大领导人，他的人格力量是不可抗拒的。